中国农具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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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各地出土新石器时代石磨盘、石磨棒概略统计
新石器时代的石磨盘、石磨棒，各地出土相当丰富，根据各地报道的不完全统计，发现石磨盘、石磨棒共约150余处，其中发现石磨盘者60余处，盘棒同时发现者也有50余处，现根据有关资料概略统计附表于后，以供参考。
此外，在长江中游的一批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曾见到过一些扁平砾石的平面上有磨痕存在，推测这些石器有可能是加工采集植物的研磨工具，即早期的石磨盘、棒。在以后的距今八、九千年前的彭头山遗址；距今七、八千年前的皂市下层文化遗址，以及鄂西的城背溪文化遗址等处，都发现了一些可能是石磨盘、石磨棒的石器。在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区域，石磨盘、棒已发展的比较成熟，下面将要介绍的澧县都督塔发现的石磨盘、棒，可谓该区的典型代表。石磨盘是由采集过度到农业时代的农具。在一定意义上说，石磨盘、棒是农业经济的先声。早期的石磨盘多采用天然有平面的板状石块、边缘略加修饰甚至不加修饰，对器形平面形状要求并不严格，有圆形、椭圆形、方形、长方形、甚至多边形，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对此，下面将要介绍的实例中即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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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新石器时代的石磨盘、棒举例
如上所述，石磨盘、棒出土十分广泛，这里再略举几例稍作较详细介绍。
一、在距今约六千年的湖南澧县都督塔稻作农业遗址，采集到石磨盘3件，均选用厚大扁平砾石，石质为砂岩，利用其较平坦的一面作磨面。其中一件盘面较大，长51、中宽27、大端宽22、小端宽18厘米，厚度不一，最厚处7厘米，最薄处2厘米。平面近似长树叶状，大端为原角方形，小端为尖圆状，盘面留下明显研磨痕迹，中轴线两侧因长期磨用，下凹颇深。另一件盘面较小，但很光滑，有明显的研磨痕迹，平面形状不规则，长19、宽18、厚2～4厘米 。同时发现的石磨棒5件，均选用棒状天然砾石，未作加工，尺寸长短粗细不一，器身多有清晰的研磨痕迹。这里还发现了与磨棒形状不同但功用却相同石磨饼及陶磨棒。石磨饼是选用天然饼状砾石，各件形体相象、外表光滑有明显的研磨痕迹，其中一件大径13、小径12. 5、厚7. 2厘米；另一件直径相同、略厚。陶磨棒为泥质褐陶，胎质坚硬，长棒状、已残，残长8. 5，最大直径3. 5厘米（向安强《湖南澧县都督塔原始农业遗存》、《农业考古》1991、3、60）。
二、江西湖口县史家桥原始稻作农业遗址发现的石磨盘，砂石质，平面近似长六边形，边沿和底面粗糙，正面因研磨而凹成弧形，且较光滑，长29.4、宽20、厚4厘米（杨赤宇《鄱阳湖史家桥原始稻作农业遗存》、《农业考古》1992、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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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西新余拾年山石磨盘，平面呈长圆形，边缘凹凸不平，侧视呈马鞍形，长25、宽11.5厘米；磨棒呈圆角柱状（诗中《江西新余拾年山遗址原始农业遗存》丶《农业考古》1989、2、126）。
四、具有河姆渡文化特征的江西奉化名山后遗址出土的一件磨石，平面呈方形，边长30厘米左右，厚约5厘米，中部有略成圆形而下凹的磨面，石色与外沿明显不同，且十分光滑，可能是曾用以研磨淀粉类植物所致，也可用以对稻谷进行脱壳，但效率不高（王海明《宁绍平原史前农业初探》、《农业考古》1996、3、54）。
五、在山东汶泗流域的北辛文化遗址，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石磨盘、棒，多为三角形，也有近似长方形和鞋底形，个别有短足。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磨盘、棒没有北辛文化多，龙山文化期则没有发现（田立振《山东汶泗流域原始农业初探》丶《农业考古》1995、1、33）。
六、在济南地区历城田家庄出土的北辛文化时期的石磨盘，形态十分完整，略近长方形，花岗岩制成，圆角、平整光滑，平面有长期使用的下凹形态（于中航《济南文物》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在山东章丘小荆山后李文化遗址，发现了八千年前的石磨盘、棒，磨盘有鞋底状的，也有不太规则的方形体和圆形体。磨棒有长棒状、也有圆球状（房道国《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概述》丶《农业考古》1996、1、30）。
七、陕西宝鸡北首岭发现的石磨盘、棒，多用坚硬的花岗岩和细砂岩制作，器形硕大，形状略可分成两类。一类器形不规则，器身宽大而扁平，碾磨面使用光滑；另一种为近似椭圆形，器身较厚，盘体经琢打加工，正面略凹，长45、宽31、厚9.5厘米。石磨棒近似椭圆长条状，长24.5、宽7.7、厚3.8厘米，一面平整光滑，另一面隆起，两侧有明显的琢打痕迹（刘军社《陕西宝鸡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概况》、《农业考古》199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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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在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的小珠山遗址下中上三层分属原始社会早期、中期和晚期，在其周围还有一批相应的遗址，在早期的遗址里，就发现有石磨盘、石磨棒；在中层遗址里发现石磨盘21件，有圆形、椭圆形和长方形，一面为磨面；发现的石磨棒33件，多用长圆形砾石磨制。在晚期的上层遗址中，也发现了石磨盘7件，部分呈近似方形和圆形。石磨棒26件，亦为长条形砾石磨制（许明纲《大连地区古代农业考古概述》丶《农业考古》1992、3、81）。
九、辽宁查海属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距今已有7600余年。这里出土的石磨盘近似长方形，材质为砂岩、花岗岩，采用自然较方正的石块稍加修正而成。标本T0402 ：2为自然较方正的石块，周边无修饰，使用面因长期使用而下凹，长30.5、宽26.4、厚7.1厘米。磨棒为多棱柱体，中部稍细，长34、中径4.8厘米（胡键等《试析查海遗址的原始农业》、《农业考古》1995、3、27 ）。
十、1960年在北京昌平雪山村的一处新石器时代大型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少见的、截面为近似方形的石磨棒，棒长16厘米，用砂岩制作，上面有明显的使用痕迹。因未与磨盘同出，尚不能排除作其他工具的可能。另在北京砂石场出土了一件不常见的石磨棒，截面不方也不圆，而轴向略成弓形，两端为手握的柄，通长32厘米，操作时可用双手堆拉，也可用脚蹬（张量《从考古发现略述北京地区古代农业生产》、《古今农业》1988、1、77）。这两件石磨棒的发现，为认识石磨盘、石磨棒开拓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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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属裴李岗文化，近年在这里进行多次发掘，得多种工具一千余件，其中农具260余件，农具中有粮食加工工具170余件，粮食工具中有石磨棒99件，石磨盘50余件。磨盘大小不等，长52至74厘米，宽21至31厘米之间，其中一件（M371：1）为长椭圆形，又称鞋底形，长52、宽26.5厘米，中部下凹0.9厘米，另一件（M114：2）为前端圆弧，后端平直，长74厘米，宽21－23厘米，中间凹0.4厘米，均用砂岩打制、琢磨而成。这种石料硬度不高，便于制作，石质砂粒较粗，有利于谷物加工。有的有足、有的无足。贾湖是稻作地区，是我国栽培稻发祥地之一，所以这里的石磨盘、棒当是主要用于稻谷加工。加工方法是：把磨盘放于兽皮上，把晒干的稻穗放在磨盘上，双手握磨棒来回滚压，也可一前一后的推压，这与磨棒形状有关，所以有的磨棒呈圆柱形，有的呈扁圆柱形（杨肇清《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生产工具初步研究》、《农业考古》1998、1、118）。
十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北滦平药王庙梁遗址出土的石磨盘，以自然石琢磨而成，整体近似长方形，底面未加工，上面因长期使用而下凹，残长29厘米、宽17厘米。石磨棒是选的条形天然河卵石略加打制而成，残长16厘米、直径5厘米。在距药王庙梁十余公里的后台子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出土了许多石磨盘、棒。磨棒形体不规则，磨盘尺寸一般在长50～60厘米、宽30～50厘米之间，是各地出土石磨盘中形体较大者。在滦平的杨家坟、白旗等处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发现了石磨盘、石磨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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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云南龙陵木城马鞍山遗址出土的一件石磨盘，形体比较特殊。青灰色细砂岩制作，利用大型扁块砾石打琢边侧而成，平面为长方形，无足，两面均被磨平，但使用程度不同。长60、宽50、厚3.6～4.5厘米。磨盘中央有一圆孔，系专门对钻而成，两面均呈漏斗状，大径6、小径4.2厘米。此类石磨盘近代独龙族仍可见到应用，只是没有中间的孔，孔的用途尚不得而知。与石磨盘同时出土了两件单平面研磨器，以扁圆砾石打去一边或一段，再对断面修理而成。所发现之两件均已使用的十分光滑。此器即常说之磨饼（耿德铭《怒江中游原始农业述议》、《农业考古》1994、3、247）。
十四、新疆木垒四道沟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了石磨盘24件，采用大块条状砾石制作，有的平面因磨损而下凹，形成马鞍状，标本004，长28、宽11、厚3.5厘米。标本005，长24、宽9.5、厚4.2厘米。有的平面呈椭圆形，尺寸较小，长16、宽10、厚1.5厘米。另发现石磨棒1件，用青石制作。另在鸡心梁发现石磨盘、棒各一件，黑色砾石制成，石磨盘为圆形，直径15.8、厚6厘米，中部略下凹，有磨损痕迹。石磨棒呈手榴弹形，体长25.7厘米，下端直径5.3厘米，有研磨痕迹（载良佐《新疆木垒县出土的石制农具》、《农业考古》1989、2、226）。
十五、江苏连云港市东陬山出土的石磨棒，整体呈长圆形，断面略椭，灰色花岗岩制作，直径4.5厘米，中间略细（李洪甫《连云港地区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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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青海诺木洪地区发现的石磨盘，一面呈内凹盘形，另一面有大小不等的两个圆窝。在广西独料遗址，发现24件石磨棒、12件石磨盘（《广西独料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2、1）。
十七、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裴李岗、磁山以及附近的密县莪沟、马良沟、巩县生铁沟、新郑沙窝李等处发现的那些造型奇特，琢磨精致的鞋底形石磨盘，许多学者都为之惊叹，甚至将这一现象称之为“磨盘文化”。并且认为这是石磨盘发展的“高峰期”。
在据今约九千至一万年的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了许多的石磨盘和石磨棒，这些石器都相当规整。石磨盘有三种型状，一种为椭圆形，一种为圆角长方形，另一种为一端稍圆、一端稍尖（俗称鞋底状）。绝大多数都有四个乳状或柱状短足。石磨棒中部较粗，两端圆钝，横断面为圆形或椭圆形。而且发现石磨盘、棒的墓葬多为女性。在河南密县莪沟的68座墓中发现9套；新郑裴李岗116座墓中发现17套，在新郑文化馆还采集到40套。
在河北武安磁山发现了与裴李岗类似的石磨盘、棒。武安磁山文化遗址，依地层叠压关系可分为一、二期。一期遗存发现残缺的石磨盘、棒各两件。二期遗存则发现完整的石磨盘52件，石磨棒50件，残磨盘31件，残磨棒183件。石磨盘、棒系琢磨而成，可见清晰琢点。石磨盘一般长50～60厘米，最大的长70厘米，宽16～25厘米，厚约3～4厘米，除少量无足外，多有四足，个别为三足，足为乳凸状、尖锥状、四棱状，足高4～9厘米。盘面多为鞋底形或椭圆形，有的一端缓圆一端略尖，有的两端均作尖状。盘面平坦略下凹。石磨棒多为圆柱体，少数扁体，由于长期使用，有的侧面被磨平，长短粗细不一，最长者41厘米，短者4～5厘米，直径3～5厘米，两端有的平齐，有的稍尖，多为石英砂岩制作（佟伟华《磁山遗址的原始农业遗存及相关问题》、《农业考古》1984、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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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在河南信阳地区横川县李楼发现的一件石磨盘，前宽22厘米，顶端较尖，后宽17.8厘米，尾部圆纯，呈长方鞋底形，下有四个方形足，通长49.7、高7.5厘米，通体磨光，制作精细，盘面略凹，有明显使用痕迹，是一件典型的裴李岗文化石磨盘（欧谭生《河南信阳地区农业考古启示录》《农业考古》1990、1、85）。
图1－7－1是各地出土石磨盘、石磨棒的部分图像。图中①河南偃师马涧河石磨盘、石磨棒；②、④、⑨河南新郑裴李岗石磨盘、石磨棒；③黑龙江宁安牛场石磨盘、石磨棒；⑤陕西西安半坡石磨盘、石磨棒；⑥湖南澧县都督塔石磨盘、石磨饼；⑦山西沁水下川石磨盘；⑧广西钦州独料石磨盘、石磨棒；⑩河南新郑沙窝李石磨盘、石磨棒；①①山东滕县北辛石磨盘；①②辽宁沈阳新乐石磨盘、石磨棒；①③新疆和阗皮山七区石磨盘、石磨棒；①④辽宁长海广鹿岛石磨盘、石磨棒；①⑤江西清江营盘里石磨盘、石磨棒；①⑥河北武安磁山石磨盘、石磨棒。有人按尺寸比例作了一幅石磨盘、石磨棒示意图（图1－7－2），对于研究石磨盘、石磨棒有一定参考价值（日/藤本强《略论中国石器时代的磨臼》、《农业考古》1998、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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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对河姆渡遗址稻谷加工研究时注意到，这里虽然没有发现典型的石磨盘、棒，但出土的大量磨石、砾石中，有不少非常近似于石磨盘。在浙江博物馆河姆渡文化厅陈列的一块砾石，磨面大而平滑，中间微凹，磨面磨痕细微，不像是砾石磨面使用后留存的深粗凹槽，只是因为没有发现相应的石磨棒，而一时不好准确判定，然而时间和地域都很接近已发现了石磨盘、棒的浙江仙居下汤遗址，由此推测河姆渡遗址使用石磨盘、棒加工稻谷，是完全有可能的（俞为洁《河姆渡的谷物收割与加工》、《农业考古》1992、3、66）。对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一些磨石类工具，是不是加工粮食的石磨盘，认识尚不一致。有人认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众多砺石当中，没有专门的石磨盘，偶尔利用砺石充当石磨盘，也仅仅是把采集的植物或矿物颜料碾成粉末。这位先生还亲自用实物作了碾磨稻谷的实验，结果证明“每次碾磨稻谷的数量不能太多，以一小把为宜，散落较多，而且碾磨稻谷用力要适度、均匀，小了去壳不易，大了会把米碾碎。总之用磨盘碾稻谷是完全可以的，只是每次碾磨数量少，效率不高。”（黄渭金、卢小明《河姆渡石磨盘质疑》、《农业考古》2000、1、197）文中结论说，这类砺石“与先民的原始稻作农业无关”，而实验却恰恰证明这类砺石用以对稻谷脱壳是完全可行的，只是效率不高而矣。其实效率不高是石磨盘、棒加工存在的普遍缺点，加工粟类也不会有多高的效率。当然如变换一下加工形式，例如将石磨盘置于谷物堆中，加工效率可能会有所改善。致于碾碎米粒的问题，这既是石磨盘的短处，也是它的长处。正因为它能碾碎米粒，人们才可以从这里学会用石磨盘加工面粉，才为人们食用面粉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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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看来：
一、石磨盘形体是多种多样，就平面而言，有近似圆形、方形、椭圆形、多边形，一般都是不规则的，没有一定的规律，只要是一块具有较大平面的自然石板，能够在上面对谷物实现搓磨动作，即可构成石磨盘的基本条件和形态。其中在一定的区域、在一定的时限之内，曾出现过①经过适当加工的呈鞋底状的石磨盘。②加工比较精致的长圆形并带有四足的石磨盘。
二、石磨盘尺寸变化范围也是很大的，长者可达70－80厘米，短者只有20－40厘米。长度50－60厘米者居多。宽窄也有很大差别，宽30－50厘米者较多。
三、就石料而言，多数是选用天然有平面石板，略加修饰或不加修饰。只有那些鞋底形或带足的，则要经过相当的打制和修磨。
四、石磨棒虽然称作棒，并非都是长棒形。大体分为长棒状和圆饼状两类。尺寸长短，大小不一，一般多采用砾石加工而成。棒有长柱状，也有多棱形。一些石磨饼，则是选用不加修饰的天然鹅卵石。
§1－7－3、石磨盘、石磨棒观察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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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石磨盘棒的时空范围
应该说石磨盘、棒在历史上延续的时间是很长的，使用范围也很广。一般认为，石磨盘、棒是采集经济时期出现的一种加工工具，我国旧石器时代的此类报道也不少，比较公认的如《考古学报》1987年第三期载王建《下川文化一一山西下川遗址调查报告》称，在旧石器时代的山西下川，就发现了三件残缺的石磨盘。1958年夏，在湖南澧县澧阳十里岗旧石器时代遗址采集到一件长径26.5，短径4.5厘米椭圆形扁平砾石，平坦的一面留有轻微的磨痕，推测这可能也是一件石磨盘。新石器时代的磁山、莪沟、裴李岗、东康、北辛、兴隆洼、城子涯、北首岭、马家窑、大溪、石峡、新乐以及红山、富河等文化遗址，都有石磨盘、棒出土，其时间贯穿整个新石器时代，又穿过奴隶时代，直到进入封建社会的秦汉时期的一些文化遗址里，仍有石磨盘、棒发现。从地域上讲，目前发现石磨盘、棒的省区有安徽、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甘肃、陕西、江苏、三胡北、福建、云南、辽宁、吉林、黑龙江、浙江、江西、广东、广西、北京、天津、青海、新疆、西藏及台湾等24个省区。可以说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的广阔区域都有发现，绝不仅限于“淮河以北”（日. 藤本强《略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磨臼》、《农业考古》1998、3、224），但从各地出土数量看是不平衡的。在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的216件石器中，就有石磨盘、棒88件，占40、1％，密县莪沟遗址出土石器133件，其中石磨盘、棒20件，约占15％，武安磁山出土1321件石器中石磨盘、棒137件占总数的10、4％，在吉林东丰西梁山发现的石磨盘、棒就有1100多件，类似情况还有许多。但也有不少遗址发现较少，如西安半坡遗址共出土各种工具约五千多件，仅发现石磨盘2件、石磨棒5件，可见分布是不平均的，而且据说在新石器时代的大部分遗址中没有发现石磨盘、棒，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数以千计的遗址中绝大多数没有发现石磨盘、棒（马洪路《我国新石器时代谷物加工方法演变试探》丶《农业考古》1984、2、90）。不过这种现象并不足以表明在这些地区完全没有应用石磨盘、棒，因为它和其他古代农具一样，石磨盘、棒也是不可能在所有遗址中都发现的，正如耒、耜、锸、臼以及后代的铁犁等农具，都不是每个相应的遗址一定会发现的，但却不能说在这些地点就没有应用这些农具。再说，暂时没有发现往往还存在许多客观因素。所以总的说来，原始农业时代石磨盘、棒的应用不仅时间相当漫长，而且地域相当辽阔的，可称得上是这个时代加工谷物的重要农具。况且石磨盘、棒并没有在新石器时代嘎然终止，在以后的夏、商、周乃至秦汉，在不少地区仍有所见。如黑龙江宁安东康汉代遗址出土石磨盘9件、石磨棒21件。在吉林集安高句丽汉代遗址，在双鸭山市滚兔岭多处西汉居住遗址，都和铁器同时出土了石磨盘、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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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石磨盘、棒的用途
前段时期，石磨盘、石磨棒出土较多的地方主要分布在粟类作物种植区域，因此一般认为石磨盘、棒主要是用于加工粟类作物的农具。但是近年来在一些稻作地区也不断有石磨盘、棒发现，说明石磨盘、棒也有可能对稻谷进行加工。用石磨盘、棒对农作物加工，主要是用以对谷物进行脱壳，即脱掉谷物的外皮。但也有少部分可能用以加工淀粉类食物或用以研磨颜料（黄渭金《河姆渡稻作农业剖析》丶《农业考古》1998、1、124）。有人认为，石磨盘、石磨棒不仅用以脱壳，也用以制粉，所以即是脱粒农具也是制粉农具（郭沫若《中国史稿》一册55页，1976年），用石磨盘、棒制粉，不是它的最初功能和主要功能，只是在某一时空范围内的局部作用。石磨盘、棒的早期功能主要还是为了对谷物进行脱壳，只是后期才有限的利用了它的碎粒成粉的功能。所以完全否定石磨盘、棒具有制粉的功能是不对的，但将其完全看作是制粉工具甚至是制粉专用工具那就更不对了，因为用石磨盘、棒对谷粒进行搓擦时，绝无法保证谷粒一粒不碎，少部分谷粒被搓碎从而出现了粉，这是很自然的，并不需要人再单独去作什么。但将谷粒搓碎却不是这时加工的目的，而且当时是否有什么器物将粉从碎粒中分离出来，恐怕还是件难事。有人将石磨盘、棒称之为“磨臼”，说“是以制粉为目的而出现的具有专门功能性的工具”，并且由此推论在发现这些所谓“磨臼”的地区是“粉食地区”，而且这种“粉食传统”是随着“磨臼”的消亡而转变为粒食。还认为石转磨是汉代前后从西方传进来的。这实在是一种令人感到新奇的说法，切不说用“磨臼”一词来形容石磨盘、棒，从中国文字角度考虑本身就不够确切。设想在原始农业时代，人们不是先学会吃自然界现成存在的“粒食”，而是先食用需要加工才能得到的“粉食”，然后再退化到去吃“粒食”，实在是违背人们思维的一般规律。至于有人认为石磨盘、棒不适于加工稻谷的论点，似乎已经不需要再作辩驳了。石磨盘、棒还有更多的用途是可能的。实际上石磨盘、棒并非不能加工稻谷，搓谷取粒、搓粒成粉都是可以作到的。而且石磨盘、棒并非消失于石器时代，甚至经过铜器时代之后的封建社会初期，在中原特别是北方地区仍有石磨盘、棒出土，而且范围相当广阔，这不仅说明种植作物种类的扩展，也说明石磨盘、棒的加工范围，不是想象的那么窄。而且石磨盘、棒并非只是中国境内独有的发明，在欧洲、美洲、东亚、西亚以及北非等世界许多地区人类的农业发展史上，都曾出现过石磨盘、棒这类加工谷物的农具，在这些地区有的是种植粟类，但也有的是种植大、小麦和玉米（陈文《论中国石磨盘》丶《农业考古》1990、2、207）。这更进一步说明石磨盘、棒的用途绝不是那么单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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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石磨盘棒的操作
石磨盘、石磨棒的操作，前面已略有提及，规纳起来大约有三种形式：一种形式是将谷穗和未脱壳的谷粒值于磨盘平面上，操作者手拿磨棒在谷粒上往复推拉，从而将谷壳搓掉。这种形式所用的磨棒并非全是圆柱形，也可用砾石和有棱石柱。另一种形式是操作者手握砾石（石磨饼）、在石磨盘上作不规则的圆周运动。这种磨盘的表面则可为圆形或方形或各种不规则的形状，而且平面积较大，对此从各地出土的盘棒磨痕中可找到证明。用这两种形式加工都主要是为了脱壳，但在加工过程中也会不自觉的搓碎一些米粒而成粉。第三种形式，则是用较长的石磨棒在石磨盘上来回滚碾。这种形式主要用于对脱去壳的米粒碾碎成粉。所以石磨棒的形体如何、对于考察石磨盘、石磨棒的加工形式和加工目的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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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石磨盘、棒的分型与分期
石磨盘、棒的出现时间及分布区域跨度都很大，因此各地区出现不同大小、不同形状的石磨盘、棒，基本上是由各地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决定的。也就是说，石磨盘、棒的发明、发展是多点的，而不是一点发明多点传播的，这是中国许多古农具所共有的发展规律之一。石磨盘、石磨棒所要完成的作业，主要就是将谷壳（皮）搓掉；所采用的工作方式，无非就是往复运动或圆周运动，只要能满足上述要求，盘、棒的形态如何并不十分重要。平面不论是方形还是圆形，只要面积大一些，就既可往复搓磨、也可圆周搓磨；面积小而长的就只能往复搓磨。致于有些地区发现的一些别致的石磨盘、棒，如鞋底形的、有短足的、有长足的等等，这些特定的形状，除了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色彩之外，其精致与否对实用价值并无多大影响。特别是那些带四只长足的精制石磨盘，对于它的出现，虽然人们已经为之找了很多理由，仍不能得出一个完满的答案（另述），但可以肯定一点，这种特殊的加工绝不是来源于实用的要求。所以人为的将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各自独立发展的石磨盘、棒拉在一起，按不同形体分成若干类，并从中寻找它们的联系和规律，是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有人按时间先后将石磨盘分为原始期、盛行期和衰败期，认为中原地区的石磨盘是从采用天然石块的不规则式，渐渐发展为规整的有足式，有足式的顶峰就是四只高足精制石磨盘，此后则渐渐衰变为矮足式，再衰变为无足式，再衰变为采用自然石块。我们认为石磨盘的发展也不一定存在这种规律，从实用角度考虑，不论早期还是晚期，选用适当的自然石块作为石磨盘都应是石磨盘的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只是对其形体作些适当的修整，人们绝不会放着那些从自然界选来、稍作加工即可使用的石磨盘不用，而偏要花许多功夫去加工那些看起来好看、但并不比自然石板更合用的器物。裴李岗等地的精制四足石磨盘，那只是一个另有其他原因的特例，它不能代表石磨盘发展的一个阶段，更不能代表石磨盘发展的高峰期。因为所谓高峰期应该是社会最需要石磨盘的时期，也就是使用量最大的时期，用量最大却又偏要对无实用价值的部分花去大量的人力物力去进行加工，是不可理解的。更重要的原因是，石磨盘、棒和其他许多农具不同，它不存在从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这样的发展阶段，它从发明之日起，其基本结构、工作原理、操作方法、工作目的就基本定形了，以后的所有改进或变化，都不是为了改变上述四项或其中的认何一项。改进或变化的结果、只是美观了一些，或者达到了其他什么目的。正因为如此，所以石磨盘、棒才会出现所谓后期又“衰变为采用自然石块”的、这种看来似乎反常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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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两个疑点
对于裴李岗遗址等处为什么出现精细磨制的四足（少数也有三足）石磨盘，而在这之后，石磨盘反而更加粗糙，其原因何在，至今没有一个准确说法。据分析，加工此类石磨盘是相当困难的，仍以河南信阳潢川县发现的石磨盘为例，要制作这样一个磨盘需要8厘米厚、50厘米长、22厘米宽砂岩石料，从中间要挖空4. 8厘米的石料，并要小心翼翼的留下四只方足，然后再进行精细诼磨。这在当时没有金属工具的条件下，其难度和工作量之大是可以想象的。（欧谭生《河南信阳地区农业考古启示录》《农业考古》1990、1、79）如果拿这样石磨盘用之于农业加工，实在是没有认何可以说得过去的理由。有人说石磨盘所以留有四足，一是能够放置平稳、防止滑动；二是在石磨盘下与器皿之间存有一个空档，可以堆放磨好的谷物。细细想来这些理由的根据也是不够充分的。首先、四足不如三足稳定，与四足接触的平面稍有不平就会有一足不着实，在上面搓磨，磨盘就会摇动，定不方便于操作。其二、四足无论如何也不如同样大小的整块石板的底面积大，接触面积大，摩擦力就大，防止滑动的效果就会更好。致于有足石磨盘下可容纳磨好的小米，这当然不错，但为了得到这微不足道的容积而花费极大的人力物力凿出四足来，恐怕也不是能说得过去的道理。因此一般认为这种四足精制磨盘，绝非农业实用之物。也许是因为当时的面粉属于高等级的食物，所以人们也就特别崇尚这种加工面粉的工具的缘故。因为当时面粉还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享用的食物，所以这些精制石磨盘、棒也就成了少数高贵阶层人的陪葬品。应该说，实用性石磨盘、棒的加工制作主要是根据加工对象的不同和操作方便与否，美观精致那都是第二位的，绝不会一发明石磨盘、石磨棒，就加工的十分精美。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早期和后期的石磨盘、许多都是选用天然存在的、具有一定平面的石材，外形如何并不重要。对此，从民族学资料中也可以找到证据：如云南独龙族仍使用的石磨盘就是采用的不规则石块，石磨棒则是用圆形的鹅卵石（卢勋等《独龙族的刀耕火种农业》丶《农业考古》1981、2、95）。随着历史的推移，石磨盘、石磨棒加工虽然精细了一些，也只是对边缘作些修饰。致于那些具有高高的四条腿、而且修磨的十分光滑精致的石磨盘、棒，当是另有它的特殊用途。所以“高锋期”之说虽不一定准确，而“磨盘文化”之说却有一定道理。因为这类石磨盘形体和精致程度都远远超出了实用要求，从实用角度考虑，加工这类器物所花费的功力，完全是一种劳而无功的浪费，如果这其中没有文化内涵，就更令人戚感到费解了。
另一个疑点是，石磨盘、棒虽然应用的如此广泛而长久，但在历史文献中却没有留下相应的文字记载。“石磨盘、石磨棒”可能并不是这种农具原来的名子，是否还有其他的名子而被人们忽 略了，尚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