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郧县人”是怎么走向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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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获国宝
    1975年，郧县青曲镇弥陀寺村农民简运才在汉江边上淘金时，从砂砾堆积中发现过化石——一截长约30--40厘米的剑齿象门齿前尖部分(这块化石后被送县博物馆收藏)。1989年，郧阳地区开展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郧县博物馆的王正华和屈胜民决定到弥陀寺村进行一次现场调查。

    5月18日，他们乘船逆汉江而上，来到曲远河口。曲远河是汉江左岸的一条支流，自北向南流人汉江。弥陀寺村就位于曲远河入汉江的入口处。在这里，王正华向当地村民了解发现象牙化石的地点，为了解新的线索，工正华在同村民们交谈时，还把随身携带的动物牙齿化石拿出来让村民们观看。

    “啊，上龙骨!”村民们惊叹道。原来，他们把哺乳动物骨骼化石称为“土龙骨”。村民们还告诉王正华说，当年“农业学大寨”时，在学堂梁子上发现许多“土龙骨”。学堂梁子就是曲远河口的一条土岗。岗上建有弥陀寺小学，因此为名。当年劈山造地，把土岗顶部铲平后，改成了土田。“土龙骨”就是在改地时被发现的。  

    “这些‘土龙骨’都搬到哪里去了?”王正华急切地问。村民们回答：“有的被推下陡坎，滚下山坡；有的被埋在凹坑里。年深月久，恐怕是很难找到了。”王正华不甘心，他匆匆地来到学堂梁子顶部。果然这里已是一片平整的麦地，只有西段弥陀寺小学附近还保留了原始地表。他还从村民的口中知道，学堂梁子最高处也大约被挖去了8—10米厚的土层。   

    王正华还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决定挖一下看看。根据曹钰的指点，王正华圈定了大约1米直径的范围，请几位农民往下挖。大约往下挖了70-80厘米，便听有人喊：“找到了!”原来，挖土的农民发现了硬的结核块。壬正华十分激动。他们匆忙用双齿铁镐挖了进去，等往上撬时，不料竟把结核块撬破了。他捧起结核块一看，只见表现露出星星点点的牙齿珐琅质，在破损的断面上还可以看到骨化石断口。“化石!”王正华惊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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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古猿初现形

    郧阳地区博物馆向湖北省文物普查办公室报告了这一发现。陈树祥和我来到十堰市，在地区博物馆见到了这件标本。由于包裹化石的钙质胶结物非常坚硬，我花了两天时间，才仅仅把牙齿嚼面的胶结物剔除干净，暴露出整个齿弓。16颗牙齿全部在位，只是牙齿破损较严重，这是高等灵长类的基本齿式。

    根据暴露出来的齿弓及牙齿特征，我不能认定这倒：标本是古人类头骨化石，只有说“有可能是与远古人类极为亲近的一种古猿类”。究竟属于哪一种，还有待修理工作完成后再做进一步鉴定。据此，郧阳地区博物馆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有关湖北郧县曲远河发现古猿头骨化石的消息。

    究竟这件头骨化石属于哪个属种?查阅手边已有资料，不能得出明确的鉴定结果。于是我决定到北京去向专家请教。

    1989年是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60周年，这年10月将在北京房山进行纪念活动和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应邀将参加这次会议，我决定把握好，这个请北京专家鉴定标本的极好机会。经请示省文物主管部门同意，9月14日，我带着这件化石标本来到北京做进一步鉴定。当天晚上，我便去造访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贾兰坡教授。贾老是北京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研究资深专家(我国发现的6件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其中3件就是他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时发现的)。

    在贾老家里，我小心翼翼地捧出被钙质胶结物包裹的化石。贾老反复观察后连声说：“这是件国宝!你们的发现太重要了!”我向贾老请教，要不要在这次会上报告这个发现。贾老说，鉴于这件标本是一个重要发现，在对它的鉴定还未做出之前，最好先不向国际上宣布。贾老最后强调：现在要做的第一件工作是对标本进行修理。

    在京期间，我还携带这件化石去拜访了中国利·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万波先生。同贾老一，样，黄先生一见这件头骨化石也非常高兴。他也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抓紧对标本进行修理，并建议请该所技工长绍武来承担这一任务。我们和长绍武同志见面并说明来意，他当即爽快地答应了此事。

    贾兰坡教授非常关心标本的修理工作。标本在京修理期间，他曾多次到修理室观察标本，关心标本暴露出来的形态特征。

    经过长绍武一个星期的精心工作，化石的全部牙齿及硬腭部分都修理出来了，暴露了全部牙龄和上颌牙床骨。经过反复观察，他认为这件标本应属于南方古猿粗：壮类型。与贾在一起工作的顾玉珉教授也认为这件头骨属于南方古猿。

    中国有南方古猿吗?消息经新闻媒体一公布，马上引起强烈反响。不少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建议不要做过头的新闻报道，如果把整个头骨修理出来后，鉴定结果会更科学些。

    我们积极采纳了这些意见和建议，并决定对发现化石的地点做进一步的调查和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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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采掘出一件头骨化石

    1990年5月，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省、地、县联合组成考古发掘队，对学堂梁子进行第一次试掘。

    挖去厚约30公分的耕土层之后，

探方内出现一个平整的硬土面，中间暴露有结核状硬块。参加发掘的民工告诉我们，发掘点正是当年学堂梁子的最高点，已被挖去了8--~10米厚的土层，当初挖掘时曾碰到一层非常坚硬的“老板土”，大伙挖不动，便放土炮炸，然后再用推土机来推，这层硬面便是推土机推出来的；而“土龙骨”也就是在这层“老板土”层云中发现的。根据民工的介绍，我们知道耕地层以下便是化石层。

    工正华告诉我说，这里就是挖取头，骨化石的准确位置，并还详细地向我讲述了挖取化石的经过。

    我们的工作紧张而有序。每天一早，先由我到工地安排民工的发掘工作，然后等李文森、冯小波几个年轻人吃完早饭再上工地接替我(他们还负责各探方的发掘和资料记录)。6月15日早饭后，我再回到工地时，李文森悄悄告诉我说，发现了一块圆咕隆咚的结核块。“您看看是不是头骨?”他问我。我从这件结核块的形状和大小来判断，认为极有可能是头骨，月．不是一般的动物头骨。我不敢马虎，随即安排民工先发掘别的地方，留着这块地方先不要动。稍后，我便坐在探方边上用剔针细细地剔除结核块上较松软的堆积物。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化石在一点点地暴露。临近中午，终于比较清楚了，暴露的是枕骨部分，而且可以见到枕骨圆枕，肯定是人的头骨。我很激动，也很紧张，悄悄地告诉李文森：“这块化石很重要。”民工们看到我全神贯注地摆弄这块化石，猜测它一定很重要，就向我打听是件什么化石。为了不引起混乱，我回答他们是“猪脑袋”。他们当然也不相信，因为以前出现猪头骨时从没见过我如此投入地工作：我愈来愈紧张，希望这件化石能保存好，生怕已遭破坏。

    我在挖取结核块时，手微微发抖。又过了一会，终于取出来了结核块，见它是完整的，我才深深地吐了一口气。我开始剔露牙齿，小心翼翼地工作了好一阵子—，终于使牙齿露出来了，1颗、2颗、3颗……整个颊齿列和1颗外侧门齿都露出来了，共6颗牙齿。就已经暴露出来的特征来看，证明这是1件远古人类的头骨化石。

    为了标本的安全，第二天我便带着这块结核化石回到郧县，通过电话向湖北省文化厅胡美洲副厅长汇报了这一重要发现。胡厅长说，这个发现很重要，要扎实地做好工作，在向国家文物局汇报以前，先不要报道，避免新闻媒体哄炒。遵照胡厅‘K的意见，我向郧县县委和县政府有关领导汇报了这一重要发现，没有邀请记者参加。郧县领导非常重视，决定将化石标本暂存县武装部武器库，以保证其绝对安全。



   湖北省政府领导很重视这一发现。6月24日，原湖北省省长郭树言和副省长韩南鹏专程到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观看新发现的化石标本，并指示一定要保护好标本，要抓紧对标本的修理和研究工作。湖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在了解有关情况后马上立项，拨给研究经费，使发掘和整理研究工作能按计划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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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为“郧县人”翻模铸型

    7月上旬，我和湖北省考占研究所技术人员方秀珍等专程到北京请专家，径直到贾兰坡院：卜家。贾老看到这件头骨化石比前一件化石标本保存更好、更完整时非常激动，连声说：“了不起!，真是了不起的发现!”方秀珍说：“我这次来北京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请北京趵专家到武汉去，帮助并指导我们修理这两件头骨化石。对这样的国宝，我们不敢轻易动手。”贾老说：“这项工作非得请胡承志教授去不可了。”

    胡承志何许人?早在30年代，胡承志就在国民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裴文中和贾兰坡两位先生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就是由胡承志修理的。这。项工作非常不易，要先把修理出来的头骨碎片进行拼对、修复，然后才翻制成模型。由于解放前发现的北京人化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下落不明，现存胡老做的北京人头盖骨模型也就成为文物，和原件一样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像著名的云南元谋入牙齿化石，最先就是由他研究定名的。

    胡承志教授与贾老家相距不远，来贾老家，两们老人面对这件国宝都非常激动。贾老特意打开珍藏的好酒庆贺。贾老给胡老说明方秀珍这次来北京的目的：“湖北有了如此重要的发现，非常了不起。现在他们没有人能修理化石，我想请你去帮他们一把，你看如何?”胡老立即答应。此后，胡承志于1990年8月和11月两次来武汉，进行头骨化石的修理和翻模铸型，精诚之状，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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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郧县人”轰动世界

1991年1月，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评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月5日，我在《中国文物报》第一次公开报道了i990年发现的第二件头骨化石的有关情况，并提出了“郧县人”的命名；同时还认为1989年发现的第一件头骨化石也同属于直立人类型。2月12日，《中国文物报》公布评选结果：第一件头骨化石被评为“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占发现；第二件头骨化石被评为1990年度全国十大考占发现。   

    这一重要发现一经公布，很快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美国密西根大学和柏克莱加州大学先后邀请我访问美国，在他们的实验室对新发现的材料进行研究。1991年5月，我在加洲大学人类学系人类发展研究实验室进行了1个月的对比研究。

    在这里，我把“郧县人”与亚洲、非洲和欧洲发现的人类化石模型相比较，更进一步认为“郧县人”属于直立人类型；“郧县人”有许多形态特征与中国的、亚洲的人类化石是一致的；他是代表人类演化长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于是我便在《史前研究》(1990--1991台刊)发表了题为“湖北郧县人颅骨化石初步观察”的论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1992年6月，我和加州大学人类学博扎艾丹合作，在英国《Nature》(自然)发表了题为《中国郧县新发现的中更新世人类头骨》的文章，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这篇文章在西方学术界引起极大的轰动效应。许多报刊、电台、电视台都连续作了报道。“郧县人”从此走向世界，走进很多国家的教科书。
李天元（湖北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