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瓷必读}【转】民族瑰宝----景德镇元代瓷器特殊标本(兼谈收藏研究)

金口俗 · 发表于 2012-1-14 01:17:05

关于元青花标本民间的一些行情。

今年年底元青花标本的行情见涨，但起色不是很大，比如这样一件缺地的残件元青花玉壶春元青花，开价不超过一万，具体几千能走确实也不乐观。当然每个地区都不同，铲子与行家之间，行家与行家之间，行家与外行之间，行家与大藏之间，都有不同的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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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最近二线藏家走掉的元青花盘类标本，虽然稍微比名片大点，可能是发色和图片的原因，价格基本上在景德镇来说已经到最顶。如下两块的1800元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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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蓝釉瓷器小谈
# }( {' p7 o( E1 ^ 图文/西风

元代高温钴蓝釉瓷器是元代景德镇窑的新品种之一，这种蓝釉瓷器普遍称作祭蓝釉瓷器。实际上景德镇元代蓝釉瓷器除祭蓝而外，还有一种蓝釉不妨称作元代翠蓝釉瓷器，笔者这样区分的原因是经过研究发现，这种元代翠蓝釉瓷器我们所见到的这种翠蓝釉器物中，主要以小件标本为主而偶有出土，大件比如梅瓶、三供等重器却不曾见到，甚至在北京、景德镇、内蒙、扬州、杭州、江阴等地区连这种翠蓝釉大件标本都很少见到，见到的都是高足杯、小碟、小酒杯、小碗、匜（yí 音仪）子等日常使用器物。可以看出，两种釉色的不同，其功用似乎是有区别的。这也是笔者区分它们的初衷。蓝色象征天，蓝色器物，比如琉璃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宗教祭祀难得的神灵之物（唐代多数如此，包括蓝色琉璃器物）。元代祭祀隆重，加上蒙古统治者和元代国教（藏传佛教）也偏好蓝色。所以，蓝色在祭祀中自然不可缺少。元代起烧的祭蓝釉又因为色泽深沉，给人一种肃穆的庄严，故而被用来作为重要祭器的釉色，所以叫祭蓝（北京的天坛祈年殿祭蓝色琉璃瓦象征天之意，也是延续元代传统）。翠蓝釉是元代祭蓝釉的一个品种和分支，它的质感犹如蓝色琉璃一般沁人心脾，比祭蓝釉要鲜亮透彻，与祭蓝釉的深沉肃穆形成鲜明对比。关于元代蓝釉陶瓷，笔者正在进行系统的研究，论文正在整理当中。在此先发从杭州藏家那里让来的一件元代翠蓝釉花口碟标本，其釉色蓝翠，釉质透明，釉层均匀而肥厚。真正达到一宝石蓝的视觉效果，可见元代对蓝釉分色烧造控制技术已经达到非凡的境地，明清都无法再现和超越，它无疑是明代霁蓝釉的前身。元代祭蓝釉瓷器的造型有梅瓶、匜（yí 音仪）、爵、小杯、盘等。装饰方法有描金和用白泥堆贴龙、飞凤、海马纹等。饰有白龙纹的蓝釉器仅见于梅瓶和盘。在这里只是简单粗谈，不到之处，望前辈老师和同道朋友们共同探讨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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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祭蓝白龙梅瓶”，高43.8公分，口径5.5公分，通体施霁蓝釉，腹部刻有白色龙纹，蓝白相映，鲜明夺目，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目前世界仅存的3件元代霁蓝釉白龙梅瓶中，此件保存最完好，也最为珍贵。如果中国愿意，法国一博物馆愿意出价40亿元购买，可见它珍贵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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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祭蓝釉白龙纹盘，高1.1cm，口径16cm，足径14cm。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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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口俗 · 发表于 2012-1-14 01:22:42

失之交臂，永远离开我们，两件元代釉里红特殊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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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 V% x- M8 Z+ e& n: _0 r- X文/西风

元代的瓷器，从我们的无知到觉醒，再到探索研究和搜集，越来越发现是那样的不一般，独创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丰富性和多样性的融合，给我们不时惊喜的同时，还有巨大的震撼，不仅仅光是元青花那么简单。下面两种类型的元代釉里红标本（另一种应该是元代红釉）等我发现它，已经远走高飞了，除了保留的珍贵图片，我们的子孙后代连影子都再也不会看到，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唉，失之交臂，死的心都有！整整难受两休了，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啊。痛恨当初没有立刻动身，痛恨当初没有权衡利弊，痛恨当初没有东借西凑，痛恨当初自己太清贫，痛恨当初自己可以3天不吃不喝。永别了，它们飞的那么遥远........到了国外！{:3_45:}

借此机会，想说说我想说又不敢说的心里话。本人虽然草民一介，但对元代瓷器一直痴迷，近两年来甚至到发狂的地步，虽然3年前草编了两本元青花拙作，实在不敢提及，错误蛮多，好歹都是馆藏，否则无脸面见江东父老。这也让我深刻认识到学习学习再学习，自己是那样的渺小和无知。在网上潜水多年多来，受益匪浅，在此谢过各位老师和朋友。让我收集到许多宋元明标本图片资料。还要感谢惠让和支持我元代标本的所有人，再次拜谢，感激万分！同时恳求多多指正和批评。

研究和探索元代瓷器，我知道自己不自量力，一无雄厚资金，二无扎实基础，单凭一腔热血强行上路。摸爬了好几年，对元代瓷器的感情，甚至整个元代的文化、艺术、政治、经济、贸易、宗教、习俗等越发痴迷。唉，对待元代瓷器的痴爱，就像老鼠爱大米，就像乞丐渴望食品，就像瘾君子爱毒品，就像三毛爱罗西一样。除了元代还是元代，吃饭是元代，睡觉是元代，做梦是元代，上厕所是元代（厕所里都是元代资料）、写作是元代、学习是元代，看书是元代、上网是元代、搜索是元代、转文是元代、发帖是元代、存储资料是元代、思考是元代、论证是元代、关注是元代、交流是元代、花钱是元代、挨饿是元代、考察调查是元代、伤心的是元代、痛苦的是元代、受伤是元代、痴迷的是元代、困惑的是元代、高兴的也是元代、老婆痛恨我的是元代、儿子不解的是元代。我的元代，让我发狂的元代，让我不曾放弃的元代，让我不断探索学习的元代，让我不耻下问的元代、让我恳求老师同道指正的元代。

虽然现在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很不容易，但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有自己的信念和对自己祖宗的一些感情。尽管这些感情说不清道不明，但隐隐约约还是存在的，比如大灾大难、受列强凌辱自己国家软弱无能的时候，起码我们会发现自己依然深深爱着这个国家。有些别的行业里的朋友说我们在不务正业，在玩物丧志，我无言。我理解他们，有时连自己亲人和家人都无法真正理解，怎能期望别人理解自己呢？说大话显的有点虚伪，说实在话是兴趣使然而宁愿浪费生命在这上面。如果有收获，如果对社会有益，如果我们不枉此生，那我们真的值了。谁说也不管他，风雨凋零也不管他，社会如何颜色也不管他。除了古陶瓷，我们与世无争，我们可以牺牲一切，我们可以藐视一切，包括权力和美女。我们爱自己国家的古陶瓷文明，我们爱那些承载历史和文化艺术的陶瓷碎片，我们爱埋藏它的窑址、遗址、城市、乡村、荒野。我们爱不辞辛劳的调查收集，我们爱那些传承收藏的大藏大行，我们爱那些日夜工地冒险挖片的铲哥铲弟，我们爱那些渣土清倒场的扒哥扒姐，我们爱那些一二线跑地皮兄弟和正经经营的“倒爷”。有他们，才让我们的收藏研究变得别具一格；有他们，才让我们的收藏研究丰富多彩；有他们，我们才更务实而远离那些闭门造车的老爷奶；有他们，才让我们与历史真相面貌更清晰一些......

1、元代模印八宝釉里红高足杯标本

不带模印杂宝纹饰的釉里红高足一般很长见，元青花此类标本也很长见，但元代模印杂宝纹饰釉里红标本一般很稀少。即便有，藏家都作为珍稀标本收藏，平时难得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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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元代红釉竹节旋纹杯（标本）
元代此类标本无论是造型、发色、装饰都是很别致的，在景德镇元代瓷器中属于非常稀少的器物。从此件标本身上让我们看到南宋器型的传承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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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青花云龙刻纹积釉套色梅瓶（元代特殊工艺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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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西风

元代青花云龙刻纹积釉套色瓷，虽然仅在国外某年拍卖过一件梅瓶（记不清楚了），但在国内却很少见到这样的标本出土，景德镇即便出土这类标本，数量都是非常有限。这类利用刻纹积聚釉变色的特殊工艺装饰方法，在元代瓷器中非常罕见，体现了元代制瓷装饰的独具匠心和巧夺天工之妙。这又给我们展现了元代陶瓷丰富与创造性，远远超出我们以往对元代青花瓷器、釉里红、青花釉里红、釉里褐、枢府模印等工艺的一般认识。近年来相继出土的元代特殊装饰工艺和特殊器型，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元代制瓷绝非那么简单，元代陶瓷作为中国陶瓷发展历程中重要的转折，才慢慢的给我们打开一扇神秘之窗，许多独特的品种和独创的工艺到底有多少？这需要我们去探索，去发现，去挖掘，去认真务实的研究。从目前发现的元代陶瓷，无论是釉色、工艺、装饰多样性和复杂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和预料。许多独特工艺不但具备独创性，而且具有非凡的艺术性，这让我们发现元代那个特殊时期的审美情趣是何等的复杂。绝对不能用雅与俗的思维定势来衡量。笔者在景德镇考察的数年中，还发现多种非常震撼的元代另类装饰工艺的瓷器，因为鉴于一二线藏家保守承诺的缘故，这些震撼魂魄的元代瓷器不能展示。但我相信在适当的时间里一定会领略这些元代陶瓷魅力的。

元代青花留云龙刻纹积釉套色梅瓶（元代特殊工艺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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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问：“这种积釉为何变成米黄色？宣德官窑有类似工艺，但没有变色，是不是窑变的偶然？”其实景德镇宋代青白瓷器物边角、刻画凹槽积釉处长见这种特征，积釉厚的地方都有变色，其实不是变色，是青白釉的本色，釉厚颜色就显现出来了。景德镇圣梅亭窑口北宋青白瓷普遍都是这个特征，釉色普遍发黄，有的甚至变成淡米黄釉瓷器。还有定窑也有这种积釉发黄的特征。元代这种装饰工艺也是制瓷师傅在长期烧制中发现这种特征，故而加以应用。为明代所继承和借鉴，但宣德官窑得这种工艺远远不及。估计这种工艺也是受元代祭蓝釉留白釉龙纹工艺的启发和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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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元代瓷器的研究，在今天看来，仅仅只是刚刚开始。如果全貌展现出来，我相信一定会是全新的面貌呈现在大家面前。

收藏是要对自己彻底革命的一个过程，革命的不彻底、不透彻、不全面都有后遗症。现在回头来看，虽然自己仅仅只是在景德镇元代陶瓷上下了点功夫，但需要学习的仍然艰巨，与那些大行、大藏和隐秘的一二线老师相比，差距还很大。打眼的事仍然时有发生，这让我自己深刻认识到收藏是多么复杂、极其核心、极其慎重的一相多学科实践型事业。做一个既能搞理论，又能具备鉴别能力的学者，是多么的艰难。单纯的紧随国家正式发掘的馆藏器搞学术理论研究，是很保险，也无风险。但要具备一定的实战经验，确实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绝非就说说理论那么简单。

金口俗 · 发表于 2012-1-14 01:24:02

火石红形成的原理

图文/西风

我在这里想说一点的是瓷器的火石红或者口沿、出茎釉薄泛红现象和有些“紫口”现象，在唐宋时期一些窑口中就已有之。这种现象起初的形成是自然窑烧现象，并非人为。根据窑址标本和窑具大量调查，加上现在仿烧实验，现在慢慢解开了困扰已久的答案。同一件匣钵重复烧制同一批同类特征的器物，先后出窑所呈现的器物有不同颜色的器底露胎、胎釉结合处、口沿出茎火石红（“紫口”现象）。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第一火石红形成原理：

新匣钵首次投用，（假如使用新垫渣）匣钵胎体内水分（水分气体、含铁成分）与匣钵内器物加温所排水分不同步，也就是说在同等高窑温下匣钵内的器物早已经无水分进入磁化状态，而厚重的匣钵和垫渣还在继续排水分，根据不同比异性相吸的原理，匣钵内器物必然要吸收匣钵的排出的水蒸气，所以在器物露胎出和薄釉处最容易留下（二次吸水）氧化痕迹，即火石红或者泛红“紫口”特征。这种新匣钵和新垫渣所烧的头窑、二窑瓷器火石红或者泛红“紫口”特征非常明显。

第二、无火石红形成的原理：

随着二窑和三窑的高温窑烧，致使匣钵和匣钵内垫渣的水分（含铁成分）完全分解“干净”，匣钵和匣钵内器物达到高温后完全进入平衡状态，器物也进入单纯的瓷化和釉化熔结状态，因无外界物质侵入或吸入，故而不会发生反应后的氧化痕迹，也就无火石红或者泛红“紫口”现象了。

简而言之，火石红、泛红、“紫口”这种现象的是否产生，主要取决于匣钵内在高温环境下，是否保持平衡状态。只要不平衡就会产生变化，也许是窑裂，也许是釉变或者火石红、泛红、“紫口”特征现象的产生。往往新匣钵首次进窑使用或者使用新的垫渣（垫饼），一般都有火石红、泛红、“紫口”特征。使用过的匣钵和老垫渣同时使用的基本都没有这些特征。这种现象也不是绝对，也许还要取决于胎料中含铁量的多少。

已经在景德镇经过多次试验，证明这种论证是正确的。再有，许多宋元窑址相同地层出土的相同器物标本，有的有，有的没有，而且是多数没有火石红、泛红、“紫口”特征，也间接印证这种特征的合理性。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磁化程度较高的瓷器容易产生这种现象，

仅仅是探索，望共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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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天民楼馆藏元青花（严重的火石头红）1.jpg (256.87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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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石红形成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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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石红形成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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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青花浮雕龙纹（积釉沁色）大罐（常规叫法“浮雕龙纹大罐”元代特殊工艺标本）
! c* a* t9 e. k" ~$ Y! F9 ~2 V图文/西风

元代青花浮雕龙纹（积釉沁色）大罐，虽然2005年仅在国拍卖过一件大罐，如图（1），创当时拍卖纪录：浮雕白龙纹罐 3144000英镑折合当时44567578.95元人民币。4千4百多万，可以说是天价了。这类标本在国内却很少见到出土，景德镇即便出土这类标本，数量都是非常有限，也是非常抢手。这类利用刻纹积聚釉沁色的特殊工艺装饰方法，在元代瓷器中非常罕见，体现了元代制瓷装饰的独具匠心和巧夺天工之妙。这又给我们展现了元代陶瓷丰富与创造性，远远超出我们以往对元代青花瓷器、釉里红、青花釉里红、釉里褐、枢府模印等工艺的一般认识。近年来相继出土的元代特殊装饰工艺和特殊器型，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元代制瓷绝非那么简单，元代陶瓷作为中国陶瓷发展历程中重要的转折，才慢慢的给我们打开一扇神秘之窗，许多独特的品种和独创的工艺到底有多少？这需要我们去探索，去发现，去挖掘，去认真务实的研究。从目前发现的元代陶瓷，无论是釉色、工艺、装饰多样性和复杂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和预料。许多独特工艺不但具备独创性，而且具有非凡的艺术性，这让我们发现元代那个特殊时期的审美情趣是何等的复杂。绝对不能用雅与俗的思维定势来衡量。笔者在景德镇考察的数年中，还发现多种非常震撼的元代另类装饰工艺的瓷器，因为鉴于一二线藏家保守承诺的缘故，这些震撼魂魄的元代瓷器不能展示。但我相信在适当的时间里一定会领略这些元代陶瓷魅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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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口俗 · 发表于 2012-1-14 01:26:05

元代青花浮雕龙纹大罐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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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问：“这种积釉为何变成米黄色？宣德官窑有类似工艺，但没有变色，是不是窑变的偶然？”其实景德镇宋代青白瓷器物边角、刻画凹槽积釉处长见这种特征，积釉厚的地方都有变色，其实不是变色，是青白釉的本色，釉厚颜色就显现出来了。景德镇圣梅亭窑口北宋青白瓷普遍都是这个特征，釉色普遍发黄，有的甚至变成淡米黄釉瓷器。还有定窑也有这种积釉发黄的特征。元代这种装饰工艺也是制瓷师傅在长期烧制中发现这种特征，故而加以应用。为明代所继承和借鉴，但宣德官窑得这种工艺远远不及。估计这种工艺也是受元代祭蓝釉留白釉龙纹工艺的启发和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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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元代瓷器的研究，在今天看来，仅仅只是刚刚开始。如果全貌展现出来，我相信一定会是全新的面貌呈现在大家面前。

有些藏友可能对我不太理解，如果评判所收藏的藏品有问题就怀恨在心，甚至对我进行谩骂和攻击，最严重的是半夜2至3点用公用电话进行骚扰，其实我能理解这些人的心情，有些可能妨碍了生意，我只能说声对不起。我的评判仅仅只是作为你的参考，关键还是在于自己，收藏本身就是自己的私人行为，吃药或者检漏都是自己。我是很理解这种阶段性的过激行为，辱骂和攻击无所谓，把你自己气出病来得不偿失。

金口俗 · 发表于 2012-1-14 01:28:14

中国一些收藏人的跟风很严重，什么拍卖价高跟风收藏和研究什么，缺乏坚持和玩命的弄清楚。很佩服日本古陶瓷研究者，去年在景德镇瑶里山上那么大的雨，还在荒野里考察矿址，一问都是“国营研究机构的”，我们的国营机构人员，谁这样做，肯定是有神经病。这就是国情。中国人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一切与经济利益不相关的事情，都显得那样无足轻重。当然体制问题也限制了一些有抱负的“国营”人员。今年初去南方考察窑址，碰到一个外国摄制组，他们拍摄好像是《风光中国》的纪录片，里面有一个中国翻译，剩余的都是老外。他们的在一个山洞里连续一个星期拍摄蝙蝠，老外说了半天我没有听懂，请教翻译才知道：今天我们拍摄这些珍贵的蝙蝠，明天也许就被扑去到饭店作下酒菜。太不可思议了，南方沿海一带，地上四条腿除了桌椅板凳不吃，全都吃。天上飞的除了飞机不吃，全部都吃。这是个贪婪到极致的行为。

事后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游山玩水的旅行者。从他们的眼神里没有看到任何表情。我知道那是对中国人的鄙视。即便我说给他们我是一个民间职业自费考古调查古窑址的，他们肯定要问我为了那些利益和企图，因为像我这样“傻”的人，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明承元制最有特点的实物证据5 J! I7 W; h E; Y# T; F* @6 g
- t. ~' d! ?8 j$ W3 ~
明承元制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具体怎样承，怎样接，总是说法不一而有许多争论。元代瓷器就是争论最多的话题。有人说元代风格的瓷器一部分是元代烧制，一部分是明初烧制，但这种界限到底如何划分？明代瓷器为何要转变风格？这些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明初的瓷器多少都有元代瓷器的影子，这种过渡是任何朝代更替所表现的特征。比如元承宋制，明承元制都是各朝基本规律，有需要就有传承和创新。但我非常反对一些人把许多元代时期非常明显的瓷器定为洪武，甚至是永宣时期的作品，比如明代藩王贵族墓出土的一些青花瓷器。这些过渡期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严谨对待，不疑一刀切的搞极端。我们应该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才是。

下面这件洪武特征非常明显的白釉高足杯，从形制、修胎、修足工艺与元基本相似，除把足内上满釉而外，比元代精细，比永宣时期的瓷器粗糙。但明显看到元代高足的遗风，但有所改变。从这件瓷器的身上明显体会到一种创新和完善。通过最近几年发现的大量元代瓷器标本反映出，明代许多瓷器的工艺和装饰手法都是传承元代的瓷器。比如青花、釉里红、红釉、蓝釉、模印、暗刻、剔刻等等。原先以为明代经典的瓷器，其实在元代标本中都能寻找到原创的源头

洪武官窑白釉高足杯（为我独尊-标本图片）1.jpg (70.64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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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官窑白釉高足杯（为我独尊-标本图片）5.jpg (65.14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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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明初期承袭元制的思考

【摘要】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一个重要王朝——明朝，是由汉人朱元璋建立的，他在朝代建立伊始就打出“拯生民之涂炭，复汉官之威仪”的旗号，以恢复汉制。事实上，明初不管是在上层社会的政治体制，还是下层社会的民俗风气中，都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元朝的痕迹，而不像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汉承秦制，唐承汉制，宋承唐制，明承宋制”。为了还历史一个本来的面目，对明初期承袭元制的思考就显得比较重要了。
　　【关键词】明朝；元朝；制度承袭
　　【写作年份】2009年
　　【中图分类号】K87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673-7225（2009）03-0107-06
　　【正文作者】李晓婧

　　一、明代的政治体制

　　元朝的政治体制在总体规模上沿循汉制，而在具体结局上又是汉、蒙杂糅的特异政权，给内地带来了一系列在性质上是逆转的落后制度：如世袭的军户匠户制度、驱奴制度、诸王分封制度等等。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缔造，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广袤国土的定型，很大程度上是要归功于元、清两代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勇于开拓的。这个伟大的功绩，我们无论怎么称颂都是不会过分的。但不能否认的是，每一次少数民族的入主，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他们当时所特有的落后因素，这些落后因素也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当时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发展。比如，在元朝的统治下，中国的皇权进一步恶性发展，开始走上了极端化的腐朽、僵化地步，给后来的明统治者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朱元璋以“拯生民之涂炭，复汉官之威仪”为标榜，灭元兴明。在建制上，以承唐、宋为名义，而实际上却继承元朝，将这些落后的制度作为传统的因袭长期保留下来，不过将一些蒙古的名号、制度予以废弃和改易。尊君臣奴在名义上当然已经改变了，但君臣尊卑的差距却一仍元旧。这些都沉重阻滞了中国社会复苏发展的步伐。于慎行所说的“本朝因之，未能复古”，就是这个意思。
　　（一）君尊臣卑的统治思想
　　元朝时，在堂皇的君臣关系后面，还渗进了使长与世仆，即奴隶主与奴隶这种落后关系的残留形式。传统的君尊臣卑，进一步发展为君尊臣奴。原因非常简单，既然当朝的蒙古权贵都以皇帝的老奴婢为荣，那么，比蒙古人还低二等（元朝分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的汉人官僚，其地位真是世仆之不如，还谈上什么大臣的体貌、人格的尊严呢？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儒家观念中，历来是十分重视所谓体貌大臣，即皇帝必须给予大臣必要的敬重，照顾他应有的尊严。这个情况到元朝是一大变化，君臣之间在人格上的距离被远远拉大。元末的叶子奇极其推重汉代礼待大臣之隆，而慨乎言“后世之待大臣，直奴仆耳”[2]。明朝人于慎行也一再说到：“三代以下待臣之礼，至胜国极轻，本朝因之，未能复古。”[3]又说：“本朝承胜国之后上下之分太严。”[4]也就是说，皇权的恶性发展至明朝有增无减，这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是受到元朝的影响。
　　从刑法制度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明初君尊臣卑的恶性发展表现得很明显，即承袭元朝的君尊臣奴思想。薛允明比较了唐律与明律的差异，在《唐明律合编后序》中指出：“唐律于名例之首，即列八议，议请减之后，又继之以官当荫赎。其优恤臣工者，可谓无微不至也。明律俱删除不载，是只知尊君，而不知礼臣。偏已。”钱大昕也指出：“古律有荫减，荫赎，本于周官八议。唐承隋，始著于律。唐、宋相因，莫之或改。明名例律虽载八议之条，乃戒治狱官，勿许引用”[5]。洪武十八年，朱元璋颁行《大诰》。《大诰》是皇帝肆意恣行，法外立法的专制典型。宋朝的士大夫，在人格上基本是独立的，对来自皇帝的征召和任命，可以一再辞免，拒不履任；意见不合，可自行隐退，然后悠游林泉，从事著述。政府还特别创制了提举宫观的闲职，以安置这些告退的高级官僚。朱元璋的态度就不同了。广信府贵溪县儒士夏伯启叔侄二人各自残其左手大拇指，示意不为新朝效命。朱元璋严厉申斥其“去指不为朕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尔宜枭令，籍没其家，以绝狂夫愚夫仿效之风”[6]。根据朱元璋的指示，《大诰》这本书，“务要家藏人诵，以为鉴戒。倘有不遵，迁于化外，的不虚示”[7]。为了保证《大诰》的贯彻执行，朱元璋在颁行《大诰》时曾宣布：“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各加一等。”[8]朱元璋以行酷刑著称，如凌迟、刷洗、称竿、抽肠、剥皮、锡蛇游、挑筋、去指、去膝盖、断手、刖足等等。《明史·刑法志》说：“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虽有意在儆贪儆恶，但同时也在显示与树立君主的绝对淫威。靖难之变，方孝孺守正不屈，明成祖诛其十族。当成组进逼南京时，建文帝的臣僚中，翰林篡修周是修与同僚杨士奇、解缙、胡靖、金幼孜、黄淮、胡俨相约一同守节殉死。然而其他人则都食言而肥，改事成祖，摇身一变，成了新朝的权贵。明朝士大夫的丑陋习性由此产生，可以说，隐忍苟活的奴才性格是由专制者的屠刀训练出来的，这恰恰是继元朝之后封建专制主义皇权统治下必然、也是必要的产物。明朝独具特色的厂卫政治皆源于此，官员由对政府负责变为对皇帝个人负责，笔者暂且称之为“奴才政治”，这不能不说是受到元朝君尊臣卑统治思想的影响。
　　（二）明代初期的分封制
　　明初在分封问题上基本沿袭元制，因此是一个倒退。在这里，我们先简要说一下分封制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存在态势。秦废分封，形郡县，既是政治上的一大改革，也是皇族继承上的一个转折，但是它仍来不及创行某种新的制度。汉兴，惩秦孤立而速亡的教训，刘邦在削除异姓王之后，又大封同姓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同姓王的存在势必会威胁到中央的统治。经过景帝、武帝一系列镇压、裁撤的措施之后，他们在政治上已不可能再行分裂，为害中央，而成为一批衣食租税的天潢贵族。西晋时期，分封制度又一次大规模的回潮，引发了八王之乱。在此之后，唐宋的统治阶级在政策上尽量避免对诸王的分封，即使分封也有名无权，尽管唐朝中期出现了安史之乱，但总体来看，分封制度已不再成为威胁政治统治的因素。而元朝这样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不免带来了落后的制度，分封制死灰复燃，极大地影响了明初的政治制度。
　　明初，朱元璋大封诸子分据全国的要害地区，虽然列爵而不临民，但他们各置有自己的护卫军，又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屯驻边防的军队。“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9]燕王朱棣就是利用这些条件，起兵“靖难”，得篡皇位的。篡位之后，他吸取教训，对诸王“防范滋密。兵权尽解，朝堂无懿亲之迹，府僚无转补之阶”[10]。“防闲过峻，法令日增，出城省墓，请而后行。二王不得相见。以至稽留勋爵，吹索百端。国命授柄于权阉，天宗辇货于赃吏。”[11]按规定：“藩王之子，封为郡王，郡王长子袭封郡王，诸子为镇国将军。自此以降，凡六等，至其末世，则为奉国中尉，虽十世之外，犹赡以禄，然皆不得与有司之事，不得为四民之业，食租衣税，无所事事。”[12]因此，明朝初期凸显的分封弊端在成祖以后几乎消退，已不再成为威胁政治统治的因素。朝廷的削藩政策，使大部分宗室成员对政治失去兴趣，转而热衷于娶妾生子，求田问舍，导致宗室人口的膨胀。明人王宗沐言，至万历初，宗藩人口，“且数十倍于旧矣”。[13]总的来说，明初分封制对元勋宿将的专横跋扈，可能起过一些震慑作用，但弊端很多：一是造成了政局动荡与社会的不稳定；二是增加了明朝的财政危机。
　　（三）行政管理体制
　　1.明朝的行政体制改革
　　“明太祖初壹海内，仍元制，设中书省，综理机务。其官有丞相、平章、左右丞、参政，而吏、户、礼、兵、刑、工六尚书为曹官。”[14]明初的行政管理体制，仍沿袭元朝旧制，设中书省，统领六部，管理全国一切行政事务；另设有都督府管理军事，御史台职掌监察，统称“三大府”。在地方设行中书省，掌握地方军政司法事务大权，另设行都督府为地方最高军事机关。中书省、都督府以及地方行省、行都督府长官均掌握有比较大的权力。行中书省的内属机构与职官编制，也大致和中书省一致。因为鉴于当时“戎马未息，创夷未苏”的形势，朱元璋并不急于更定元朝官制。元初起时为游牧部落，由军事贵族管理军务民政。“惟以万户统军旅，以断事官治政刑，任用者不过一二亲贵重臣耳。”[15]入主中原后，虽“行汉法”，但对勋贵大臣不甚拘束牵制，故相权特重。“统六官，衰百司，佐天子，理万机。”[16]而行中书省丞相，“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17]这种制度的确为大臣专权乱政提供了可能性。也就是说，这种机构的设置，是与朱元璋所要建立的高度集中权力于中央的国家体制是相矛盾的。洪武九年（1376年）明朝宣布改革行省领导体制后，设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号称“三司”，共同组成为省级政权机构，分别执掌行政、司法和军事。在汉族居住地区，明代基本上实行省、府、县三级制，其间虽掺有省、州二级制和省、府、州、县四级制，但所占比重不大。
2.户籍管理制度
　　“匠户”是蒙古人在征服中掳获的手工业工匠，被编入特种户籍，是元朝的一个特殊而庞大的阶层，处于奴隶或半奴隶的社会地位，由政府匠作局专门管理。匠户世代为匠，终身为官府无偿劳动，没有人身的自由，甚至婚配都由官府控制，脱籍迁徙更是决不允许的。
　　明代继承了元代的户籍管理制度，并有所发展，将居民划分为军户、民户、匠户、灶户等若干种类。军户世代承担兵役。民户则承担钱粮差役，按亩交赋；十六岁到六十岁的成丁，必须按期服役。匠户世代从事官营手工业等。灶户从事官营盐业的生产。军户、匠户、灶户不得随意流动，有事外出也必须使邻里互知。如有死亡逃匿，于原籍递补；私自脱籍者称“逃军”、“逃匠”、“逃灶”，都要受到法律的严厉惩罚。由于明朝采取了军户、民户分别治理的体制，军户的诉讼与司法管辖由专门的军事司法机关负责。但是，军户犯人命案件，军事司法机关应会同地方或中央司法机关一同检验：“若奸盗、诈伪、户婚、田土、斗殴与民相干事务，必须一体追问”。[18]
　　3.明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
　　在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明朝在承袭元制的基础上，根据传统的民族特点，设置了军政合一的边疆管理机构以及土司制、都司制等不同形式的机构，对维护明朝的君主集权制统治和社会安定，促进边疆开发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1）对西藏地方事务的管理
　　公元1368年，明朝取代元朝，采用收缴元朝旧敕旧印，换发明朝新敕新印的形式和平过渡，继承了对西藏地方的国家主权。在行政区划与军政机构设置上，明朝在西藏基本上承袭了元朝的划置方式，对西藏地方事务的办法与元朝的基本的政策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元朝设置宣政院管理西藏地区军政要务，这是西藏正式纳入我国版图的开始。元朝还在西藏直接建立地方军政机构，名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隶属于宣政院，并驻有军队，进行人口调查，派遣繇役，征收赋税。根据喇嘛教在藏族社会盛行的特点，在元代乌思藏宣慰司、朵甘宣慰司故地，明朝基本上因袭了元朝的政教合一制度，设立乌思藏（公元1372年即藏历第六饶迥的水鼠年，明朝在西藏设置了一个叫做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的管理机构）、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后来，又将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升格为行都指挥使司，其下设指挥使司、宣慰司、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等机构。各级军政机构的官员，均封委当地的僧俗首领出任。各级官员之任免、升迁，概由明朝中央直接决定，并颁授印诰等。明朝还对当时西藏地方最主要的掌握政权者——历任帕木竹巴的第悉赐给诏书、官爵、名号等，使他们受到整个藏区的敬重，此外明朝还给各个教派的著名贤哲、获得成就者赐给名号、诏书，给以封赏。[19]所以，西藏不但从元朝起就是我国的正式领土，实行有效的统治，而且明朝时对西藏的管辖还进一步加强了。随着明政府对西藏管理机构设置的加强，西藏地方秩序安定，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西藏喇嘛和官商等来内地贸易者日益增加。藏族通过茶马互市，换取内地的盐、茶、布和丝，促进了藏区的经济进步与汉藏两族间的友好关系。
　　（2）管理西南与两广地区诸族的机构
　　明朝对广大西南（云南、贵州、四川）以及广东、广西等地的苗、僮、彝、瑶、傣等族的统治机构设置，基本上是沿袭元制的土司制度。根据各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土司机构及职官设置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少数民族人口较少、居住分散纳入军事编制的卫、所。这类机构多由少数民族首领任卫、所军官，统领本部族民众，听命于朝廷。其主要职责为朝廷提供兵役，“看守边疆”，其指挥使均由该部族人世袭其职，也被视为土司。第二种是社会经济水平发展较高、接近于汉族地区者，则实行与汉民族地区行政体制类似的机构设置，主要有土府、军民府、土州、土县、土巡检司等不同形式的机构，其长官设土知府、土同知、土通判、土知州、土知县、土巡检等。这类土职机构官员一般世袭，有的在敕书上写明，有的袭职时需向朝廷申请恩准。第三种是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则保留元朝的土司制，任命当地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做土官进行统治。这种类型的机构经“划一”后，主要有宣慰使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五种。
　　明朝对土司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能，包括职位的承袭、进贡、赋税、差役、供输、征调、奖惩等都有明确规定，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管理制度。土知府等官属文职，归吏部管理；宣慰使等为武职，归兵部管理。各地土司与明政府有矛盾或引起叛乱时，明政府则把那些地区的土司撤掉，改设由中央派出的流官统洽，这种措施称为“改土归流”。明朝对西南与两广地区诸族的机构设置，将土官纳入国家统一的官制，客观上促进了对民族地区管理的深入和各族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
　　（四）宗教管理制度
　　明太祖曾经有过一段出家为僧的经历，对佛教自有一种天然的同情态度。但作为一个新王朝的开拓者，他也洞悉佛教内部的诸多弊端，而且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弊端很不利于新王朝统治的稳定。所以，他在重视佛教的同时，也对佛教进行了部分的整理。[20]明太祖对待佛教的态度，可以洪武十四年（1381年）为界，前后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在此以前，主要沿袭元朝的佛教政策，尤其是在洪武五年以前，这种因袭体现得更为明显。在这段时间里，他一方面建立大法会，诏谕佛教界的高僧说法，让那些善世、禅师来统治整个佛教界。另一方面，他又修治寺庙，召用僧人，对佛教显得极为重视。自洪武十五年以后，他在全国建立起一整套的佛教管理机构，使佛教的管理衙门化。与此同时，他又裁定了佛教的宗派，开始对佛教实行严厉的整顿。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明朝初期，政府的佛教政策是深受元朝影响的。
　　二、明代帝王的丧葬陵寝
　　有关明代陵墓的制度，前期的人殉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人殉在传统的汉族王朝中久已绝迹，为什么到明朝又会出现呢？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元朝制度的影响。李乐《见闻杂记》且直谓“其君后崩逝，不用殉葬，不陈祭器，不作山陵”[21]。然波斯史料的说法则完全不同。“成吉思汗死，以美女四十名殉葬。”[22]瓦撒夫记伊利汗国主旭烈兀（忽必烈之弟）之葬，“依蒙古旧例，掷黄金宝石于墓中，以幼年美女盛饰殉葬”[23]。以此推之，元代皇帝也应是以珍宝美女殉葬的。汉人官僚多不能参与蒙古贵族的许多仪式，对死去的皇帝，只是号哭于大都北郊，送灵柩北去。陵葬制度，他们是并不清楚的。
　　“英宗崩，遗命不得以宫妃殉葬。”[24]《国榷》引郑晓、马晋允之言，皆谓英宗停止嫔妃殉葬，是仁明圣德之盛举。（卷三三）足证明初确有人殉制度。“初，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建文、永乐时，相继优恤。若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诸家，皆自锦衣卫所试百户、散骑带刀舍人进千、百户，带俸世袭，人谓之‘太祖朝天女户’。历成祖、仁、宣二宗亦皆用殉。景宗以郕王薨，犹用其制，盖当时王府皆然。至英宗遗诏，始罢之。”[25]宣宗的惠妃何氏、贤妃赵氏、惠妃吴氏、淑妃焦氏、敬妃曹氏、顺妃徐氏、丽妃袁氏、淑妃诸氏、充妃李氏、成妃何氏都是随宣宗殉葬的枉死鬼。其册文称：“兹委身而蹈义，随龙驭以上宾，宜荐徽称，用彰节行。”当明成祖死时，高丽使者正在北京，躬逢丧礼大典。在出殡的前晚，殉葬的三十余名嫔妃由太子出面，邀请她们赴宴践别。在死亡来临的极度哀痛凄切中，自然谁也顾不了丰盛别宴上的珍肴佳味，而是哭声震殿阁。殿堂中早已悬好白绫，下面是踏脚的小木床。她们一个个迫于圣命，登上小木床，以白绫系颈。也有不愿自缢的人，于是太监们就强行动手，将她绞死。宫妃高丽人韩氏，哭着哀求太子，说：我母亲年纪老，希望能把她送回国去。同时哭着对她的乳母金黑说：“娘，吾去！娘，吾去！”话音未绝，踏足的小木床已被太监们蹬翻。宣宗的殉人中，有凤阳人郭爱，入宫才二十一天。她在绝命前写了一首诗，哀惋备至。诗云：“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生而如梦兮，死则觉也。先吾亲而归兮，惭予之失孝也。心凄凄而不能已矣，是则可悼也。”[26]英宗这个皇帝，一生无什么善绩可言，但在死前良心发现，召儿子宪宗说：“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后世无复为。”[27]遂为定制。但有学者认为，“其实，这其中还是有一个过程，应该说是历经了天顺、成化两朝，才最终废去宫嫔殉葬之制。”[28]
　　三、明代的社会生活
　　在明代学者有关风俗问题的讨论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即“风俗溺人，难于变也”。尽管明初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以后，力图一洗其弊，革除元代诸多风俗，但元代蒙古人的习俗，也就是明朝人经常提到的“故元遗俗”，还是渗透于明朝人生活与习俗的方方面面。
　　（一）具有“胡风”遗俗的服饰
　　“明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当活跃的时期，明代社会又是一个富于变化的社会。从服饰文化或风俗来看，明代的服饰也丰富多彩。……这当然只是明代服饰的特点之一，也即新与奇。”[29]但是在厌常斗奇风中，不能不提到当时服饰中恢复“胡风”的倾向。元代末年，江南士人风俗有一股蒙古化的倾向，当时的士人辫发短衣，而且多效仿蒙古人的语言、服饰，以便能在官场上官运亨通。这种习俗，并不限于士大夫，而且其影响及于民间妇女，在语言、服饰、发型、饮食、起居、器用、姓氏等方面，都受到蒙古习俗的影响。据明人何孟春的说法，“这种习俗一直到明代建国以后，还延续了百年有余。”[30]按照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在元朝时，妇人的礼服称为“袍”，这是鞑靼的称谓。其实，汉人称为“团衫”，南人则称为“大衣”。“但在明代，从北京一直到天下各省，都称妇人的礼服为“袍”，说明这一蒙古人的服饰称谓一直沿用到明代。”[31]“又如在海南岛，民间的服饰称谓还保留着蒙古人的语言特色，诸如称小帽为‘古逻’，系腰为‘荅博’，等等。”[32]
　　据史料载，元人服饰盛行于明代并被明人广泛使用者，有“比甲”与“只孙”两种。比甲是由元世祖时皇后察必宏吉剌氏所创制，其式样是前有裳无衽，后面之长倍于前面，也无衣领与衣袖，仅用两襻相缀。比甲这种服饰的出现，显然是为了便于弓马生活。明代北方妇女普遍崇尚比甲，将它当成日用的常服，而且稍有改进，织金刺绣，套在衫袄之外。只孙这种服装，《元史》又称“质孙”，也起源于元代。其名是蒙古语，若译成汉语，其意思是说“一色服”。“在元代时，凡是贵臣奉皇帝之诏，就穿只孙进宫，以示隆重。只孙在明代仍被穿用，但仅是军士常服，在明代皇帝的圣旨中，经常出现制造“只孙”件数的记载，显是明证。”[33]当时北京的百姓，每到冬天，男子一概用貂狐之皮，制成高顶卷檐的帽子，称为“胡帽”。妇女也用貂皮裁制成尖顶覆额的披肩，称为“昭君帽”。“此风所及，以致北直隶各府及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地，也互相效仿。”[34]明人田艺蘅认为，明人所戴之帽或所穿之袄，很多还都保留着蒙古人的遗俗，这就是所谓“帽则金其顶，袄则线其腰”。所谓“帽则金其顶”，就是田艺蘅幼时在杭州见到过的小孩所戴的“双耳金线帽”；而“袄则线其腰”，是说明朝人所穿之袄，在腰部有一道线，完全是蒙古人的遗风。再如明代皇帝燕居所服之便装实得自元廷之质孙服与辫线袄，其制上为交领右衽，下为百褶裙，此在元代为帝王官员之常服，明人不谙已灭之宋制，轻效可见之元法，此皆一代风气熏染，不得不如此也。明初很多男子有单耳穿洞戴金耳环的习惯，也是来自元代，常遇春的画像即戴了金耳环。
　　（二）语言称谓
　　后晋失燕云，河北渐与中原疏离，后遭金灭宋，河北言语风俗大混同于契丹女真，相习既久，遂于北宋汴洛旧音外别为一地方强势音。河北江南，人民悬隔，音韵殊异，若非蒙元以北方为基地统一中国，则北人声口断无成为华夏正音之可能。而明承元俗，乃至于指江南为鸠舌，奉河朔为中州，虽初都于金陵，而必欲另制《正韵》以示自别于吴音者，殆以元代以来北音占全国统治地位既久，不得不承认之也。且《正韵》特一保留入声之《中原音韵》耳。反切或从陆韵，而分韵实从《中原》；入声虽分三套，而清浊仅为具文，徒示与传统尚未脱节耳。其实仍以北音为主体。终明之世，北音大畅，而《正韵》反由于不纯用北音以致束之高阁。
　　明代沿袭元代蒙古人的习俗，一般称诸王子为“使长”。[35]弘治年间，在北京的街上，童男童女互相嬉戏聚谈，都不作中华正音，学成一种“鸟兽声音”，含糊咿唔，很难辨别字义，称作“打狗吣”。[36]这种打狗吣一类的语言，显然受到蒙古话的影响，而且其遍布的范围也较广，在北直隶各府及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地方，都有人互相效仿。在直隶威县，一些快手、民壮骑坐马匹，合打“插儿机”、“紧急鼓”，或者弹“琥珀词”，“殊乖中夏礼义之教”，[37]显然也是受到了蒙古人习俗的影响。
　　（三）饮食生活习惯
　　在明朝，“诸如设酒则每桌五果、五按、五蔬菜，汤食非五则七，酒行无算，另置酒桌于两楹之间，排列壶盏、马盂，以及把盏，或尊卑行跪礼。”[38]“把盏”、“换盏”，都是一种“胡俗”，也就是元代蒙古人的习俗，在明初尽管已被禁止，却时有人仍然沿用这种礼节。[39]
　　明朝人大嗜之白酒，初亦来自蒙元。塞外寒苦，必欲高纯度烈酒以驱风寒，故创此蒸馏之法。明人袭之，蒸馏酒大盛，几欲取代传统之酿造酒。而酿造酒遂退处江南一隅，北人视之以为仅堪调味，故名曰料酒。南京各衙门官员天天摆酒，游宴成风，以致留下一段笑谈。时人何良俊说，“南京各衙门摆酒，吏部是办事的官吏，户部是箩头与揽头，礼部与六科是教坊司官俳，兵部是会同馆马头，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是店家，工部是作头，太常寺神乐观道士、光禄寺是厨役。每摆酒一桌，只给银二钱，有些刻薄的人只给一钱半，食品菜肴却要丰备，最终还是苦了店家铺户。”[40]
　　此外，明人品茗唯用冲泡，一变宋人煎饮之旧，其亦来自蒙元之习俗。
　　（四）民俗
　　明代宫中端午节所举行的“龙舟骠骑之戏”，尤其是“骠骑”之戏，实际上就是元代的旧俗。而宫中的翦柳之戏，更是源自胡人的“射柳”之俗。[41]
　　以妇女社会交往的拜礼来说，明代民间妇女的礼节，有些就自元代承袭而来。如明代士民家庭中的妇女，平常所行的“伏地顿首”之礼，几乎与男子所行无别，显然沿袭了“故元之习”。[42]
　　明代昆曲虽号曰“南遵洪武”，实则亦大赖于《中原》。“南遵洪武”仅见于明末沈璟之口，在其本人亦未见遵行。而李笠翁则将《中原》入声析出单列于三声之后，以为南北曲之通韵。俟清人沈苑宾作《韵学骊珠》，终为曲坛永则，而苑宾之法实即脱胎笠翁耳。可见明代语音，虽在昆腔，亦不免于模拟伧父，遵习北音也。且昆曲定型之初，亦大受益于北曲。魏良辅制曲律，曾师事北地弦索名家，并于书中大赞“冀州调”、“小冀州调”，每申所谓“南人不曲，北人不歌”，其艳羡模仿北曲杂剧之态度甚明也。此非昆腔不足以荡人，乃蒙元百年熏染之审美习惯使然，必欲使昆腔遵北曲之制度而后快也。
　　在瓷器制作方面，宋瓷多用单色，而明人尚青花，亦自金元风尚得之。今存之辽金瓷器，多用双色釉者，或黑黄，或黑白，此在南北宋时期初非技术落后不能办者，特无此欣赏习惯耳。而蒙元承辽金，大用波斯釉彩，施诸素胎之上，以成此青花之器。明人生元人之后，亦不觉青花之承自金元，初非华夏正器也。
　　四、结语
　　明朝初期不管是在上层社会的政治体制，还是下层社会的民俗风气中，都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元朝的痕迹，这点是不容置疑的。关键是对于这种现象，我们该如何评价？应该看到，中华农耕文化较之于游牧文化无疑是先进的，农耕民族热爱土地、固土拒迁、性格温和；游牧民族迁徙不定、逐草而居、性格勇猛、善于骑战，特别是水老草枯之际，他们便南下掠夺，来去无风。农耕人为了保卫家园，只好不断地修建长城，抵挡外族入侵。更为巧合的是，明代长城的路线走向与现在所说的四百毫米等降水量线基本重合，这正好说明长城是中华农耕区与游牧区的边界，它是保护农业经济、保卫华夏文明的防线。农耕和游牧是东亚大陆的两个基本经济文化类型，是中国文明两个彼此交流的源泉。中华文化是两个农耕人和游牧人在长期的既冲突又融合的过程中共同创造的。长城则是实现这个过程的交汇线。笔者认为，随着文化的延续，如果它没有开放性，那么它就缺少一种内在的生命力，这种文化最后很可能要僵死。但是，如果
一味得敞开胸怀，毫无区别的全盘接受，可能最后导致的是被同化。因此，相对的封闭性或者说是相对的开放性这种动态的结合构成了中华文化之所以能五千年绵延不断的一个重要内因。
　　因此对于明初承袭元制，笔者认为不能一概地加以否定。明朝的文化，尤其是社会底层的市民文化之所以如此丰富多彩，当然也包括上层社会的一些政治管理体制（对少数民族的管理）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元朝的影响，相对的开放性保持了中华文化的内在活力，具有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的一种能力来改造、更新、发展自我。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文化的相对封闭性这一点，因为它是保持我们中华文化独特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一点上，明初统治者承袭了元代君尊臣卑的统治思想、分封制度以及人殉制，不可避免使这些落后因素影响到了当时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发展，使封建专制主义皇权的恶性膨胀达到了一个较为明显的阶段。当然，明中后期的统治者注意到了这一点，逐渐抛弃了元朝落后的制度，保持了农耕文明的相对封闭性，使明朝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个重要的王朝。
　　【作者简介】
　　李晓婧，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法律史、法律文化。
　　【注释】
　　[1] 《论语·八佾》。
　　[2] 《草木子·杂制编》。
　　[3] 于慎行：《榖山笔麓》卷三《恩泽》。
　　[4] 于慎行：《榖山笔麓》卷十《谨礼》。
　　[5] 《十驾斋养新录》卷六《古律有荫减荫赎》。
　　[6] 《大诰三篇·秀才剁指第十》。
　　[7] 《大诰三遍·颁行三诰第四三》。
　　[8] 《御制大诰·颁行大诰》。
　　[9]《明会要》卷四《诸王杂录》。
　　[10]《明会要》卷四《诸王杂录》。
　　[11] 《续文献通考》卷二零八。
　　[12] 《五杂俎》卷十五·事部三。
　　[13] 王宗沐：《敬所王先生文集》卷26《江西大志》附《宗学私议》，明万历元年刘良弼刻本。
　　[14] 《明史》卷109《宰辅年表》。
　　[15] 《元史》卷85《百官志》。
　　[16] 《元史》卷85《百官志》。
　　[17] 《元史》卷91《百官志》。
　　[18] 《大明律·刑律》。
　　[19] 清官修：《续文献通考》卷248《四裔考》。
　　[20] 关于明太祖朱元璋的宗教政策，可参见下列论文与专著：李焯然：《明初的宗教政策》，载林徐典编《学术论文集刊》第3集，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1990年版，第177-206页；陈宝良：《明太祖与儒佛道三教》，载《福建论坛》1993年第5期，第40-46页；何孝荣：《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
　　[21] 李乐《见闻杂记》（卷二）。
　　[22] 术外尼《世界征服者史》（第一册），第189页。
　　[23] 多桑《蒙古史》（下册），第140页。
　　[24] 《明史·礼志十二》（卷五八）。
　　[25] 《明史·后妃传》（卷一一三）。
　　[26] 《明史·后妃传》（一一三）。
　　[27] 《否泰录》。
　　[28]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32《明宫人殉葬之制》，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53、757页。
　　[29] 陈宝良著：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90。
　　[30] 何孟春：《余冬序录摘钞一》，载沈节甫辑《纪录汇编》卷148。按：相关的探讨，可参见郑克晟《试论元末明初江南士人之境遇》，载《明清史探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7页。
　　[31] 张志淳：《南园漫录》卷五《礼服》，民国元年云南图书馆刻本。
　　[32] 正德《琼台志》卷七《风俗》。
　　[33] 相关的记载与考证，可参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4《比甲只孙》，第366页。
　　[34] 何乔新：《何文肃公文集》卷33《题为禁治异服异言事》。
　　[35] 史载建文朝都指挥平安，在靖难之役时，兵败于小河，为燕王之兵所俘。燕王朱棣曾问之曰：“小河之役，倘相及何如？”安答道：“臣欲生致使长耳。不然，未可量也。”平安称燕王为“使长”，这是蒙古人习俗在明代语言中的反映。说具陆粲《庚巳编》卷1《平保儿》，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页。
　　[36] 何乔新：《何文肃公文集》卷33《题为禁治异服异言事》。
　　[37] 嘉靖《威县志》卷2《地理志·风俗》。
　　[38] 郎瑛：《七修类稿》卷21《辩证类·酒钱元俗》，第221页。
　　[39] 黄瑜：《双槐岁钞》卷1《文华堂肄业》，第12页。按：把盏，一意是举杯劝引，这在唐代官场就颇盛行。但元人之“把盏”，显然已与唐代有别，不但需要离席，而且与换盏合在一起。
　　[40]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2《史》8，第100页。
　　[41]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1，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5-26页。
　　[42]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3《命妇朝贺》，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88页。

金口俗 · 发表于 2012-1-14 01:29:50

明朝的建立和专制制度的加强4 H& F& s# l: m%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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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朝建立和君主专制的加强

元末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元朝统治，为朱元璋推翻元朝提供了条件。朱元璋利用有利时机，迅速发展了自己的势力。1368年正月，朱元璋即皇帝位，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以应天府为都城。朱元璋就是明太祖。(教师在讲解时，要求学生掌握明建立的时间、都城以及建立者、年号。对照《明朝疆域图》，教师应指导学生识读，培养学生史地综合的意识，为今后学习提供知识准备。)
2.调整中央和地方官制。
明初明太祖扩大君权，加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背景：明朝建立初期，社会矛盾复杂，政局动荡不安。面对严峻形势，明太祖不断总结经验，寻找巩固封建统治的办法。明太祖认为，元灭亡的原因之一，是“君不能躬览庶政”，君主不够专制，导致“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至天下大乱”。为此，明太祖对国家机构进行了改革，加强君主专制。他分散和削弱臣僚权力，使“权不专于一司”。

改革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在中央，废丞相制，职权分给六部。明初承袭元制，在朝廷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丞相权力很大。明太祖把中央大权分给六部，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秦汉以来的丞相制度从此废止，皇帝的权力空前提高。

(2)在地方，实行三司分权。明太祖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统管地方民政和财政，设提刑按察使司管理司法，设都指挥使司管军队。三司各行其职，互不统辖，都直接归中央有关部门管辖。

(3)军事上，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每府各设左右都督。都督府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但无权调动军队。逢有战事，由皇帝亲自任命军事统帅，兵部发出调令，都督府长官奉命出征。这样，五军都督府与兵部互相制约，军权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经过改革，全国的政治、军事大权都集中到皇帝一人手里，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得到加强。

二、《大明律》和特务统治的加强
1.《大明律》

明太祖朱元璋惩元末法制松弛之弊，对立法十分重视。他认为：“纲纪法度，为治之本。”他在统治期间，制定了《大明律》。《大明律》条理分明，条文简要，并附有案例。然后引导学生阅读教材中有关朱元璋重法思想的史料和教材内容，分析《大明律》的特点：
(1)对直接危害封建统治的行为，量刑严厉而残酷。对谋反、谋大逆等罪，明律规定不分主犯、从犯一律凌迟处死。

(2)增加了经济立法。明律严令禁止贩“私盐”“私茶”。对“占田过限”“欺隐田粮”者的惩治是“其田入官，所隐税粮，依数征纳”。

(3)以严法整饬吏治。明律对官吏的贪污罪惩治特别严厉，如规定官吏贪污钱财六十两以上，枭首示众。
《大明律》的阶级实质是体现封建君主的意志，目的是极力维护皇帝独裁的专制统治。
2.设特务机构——厂卫

明朝设立由皇帝直接控制的特务机构，目的在于监视官吏和镇压人民，加强君主专制。对锦衣卫和东厂、西厂的设置及其职能。1382年，朱元璋把负责警卫事务的亲军都督府的仪鸾卫改为锦衣卫，授以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的大权，开明代厂卫特务统治的先河。后来，明成祖增设东厂，用它专门刺探臣民“谋逆妖言，大奸大恶”之事。明宪宗时，为加强特务统治，又设西厂。东厂和西厂由宦官统领，宦官被赋予重大的职责，逐渐成为明朝统治的一个毒瘤。明朝利用特务手段，实行恐怖统治，虽然对强化皇权起了一定作用，但它对明朝政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思考：特务机构的建立，它的危害

三、“八股取士”

八股取士的含义。明朝沿袭前代科举取士制度，并形成一些新的特点：

(1)各级考试专用儒家经典上的文句出题；

(2)只准用程朱理学的释经观点，不许有个人见解；

(3)答卷的文体有严格规定，只能写成固定格式的八个部分，即只用八股文，故曰“八股取士”。
引导学生思考“八股取士”带来了哪些危害：

①它从内容到形式都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把知识分子思想限制在程朱理学之内，使培养出来的人特别是选拔出来的官吏，成为顺从皇帝的奴仆；

②导致文风日下。读书人为了做官，拼命诵读四书五经，追求八股文死板的作文形式；③八股文使科举考试规范化。八股文是一种格式化的答卷形式，考官能够有相对固定的
评卷参照。

四、“‘靖难之役’和营建北京”

1.“靖难之役”。

明太祖在1369年定下了“封建诸王之制”，后来他把24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到全国各军事重地，想让他们“夹辅王室”。这些藩王，拥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军事指挥大权，虽起到屏藩王室、翼卫朝廷的作用，但也为后来的藩王作乱，埋伏了危机。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继承帝位，年号“建文”。建文帝即位后感到诸王“各拥重兵”，对皇权形成很大威胁，决定削藩以根除祸患。建文帝的削藩政策，严重威胁了藩王利益，直接导致坐镇北平的燕王朱棣起兵。对其经过和结果，教师可简要叙述：1399年朱棣正式起兵，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号称“靖难之师”，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夺位之战，史称靖难之役。1402年，燕军攻进南京。同年，朱棣即皇帝位，史称明成祖。

2.营建、迁都北京。

(1)北京城的营建。朱棣即位后第二年，下令改北平为北京，不久便开始营建北京城。1406年动工，1420年基本竣工。关于北京城的布局和特征，教师可引导学生看教材中的插图和小字，着重指出北京城是我国和世界城市建筑史上的杰作，堪称世界建筑之林的瑰宝，它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才能。木工蒯祥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2)迁都北京。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正式迁都北京，以北京为京师，将应天府改为南京。关于迁都北京的原因和意义，教师可补充说明：明成祖迁都北京，并不仅仅因为北京是其“龙兴之地”，更重要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认为北京“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明朝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的蒙古势力，迁都北京，便于指挥调度军队以对付蒙古。迁都北京，对进一步巩固北方边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小结：明初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在政治、军事、法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对巩固明朝的统治有着重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也利于维护国家统一。然而，明初统治者的这些措施，旨在加强皇权、加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但也给明朝的统治埋伏了危机。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元代的开放和明代的专制封闭，我们通过洪武皇帝朱元璋对政治盟友和开创基业的大臣迫害就可显现。通过对元代历史和文化背景的研究，我们发现明代对中国整个历史进程其实是倒退。传统中国儒家传承以来，对知识分子一直都是比较尊重的，包括元代对在野拒绝入仕的知识分子给予一定的宽容，甚至免税政策（蒙古帝国与元代还是有区别的）。但洪武开国以来，知识分子遭受当众廷杖羞辱，对意见知识分子采取迫害，这种侮辱是对儒家数千年以来最大的伤害。这种伤害一直影响到民国和以后。

从这种意义来讲，元代的真实历史我们应该通过陶瓷的研究，去深刻的去研究和反思。知识分子是中国儒家思想延续的脊梁，儒家的根基是：法家+良知，也就是，道家（老子）的思维模式基础上加上礼（孔礼），成为儒家体系。换句话说就是光有法制是不够的，必须要有良知的去执法。合情合理的去执法才是儒家的精髓。今天我们口口声声的喊着恢复儒家，可是看看强拆、可恶的城管队、金融投机，是合情合理的执法吗？所以，我们距离儒家回归还很遥远。好在这次两会已经意识到这些错误，敢于承担责任和过失，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和挣扎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答网友：如何突破收藏误区! O# b ^2 v4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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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文

昨天有藏友写邮件问我：“古玩收藏到底如何玩才能走进去？在体会古陶瓷文化的同时还能有所收获。而不是像现在收藏越来越多的赝品和普品，收获的都是失落和欺骗。入行的“眼力”真的那样难以达到吗？都玩了七八年了，自认为一些很开门的藏品，拿给行家看都不认。我怎么越玩越没有了信心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其实这位困惑的老大哥，不止他一人是这样，这样困惑和遭遇的人非常之多。收藏是对藏品不断研究的过程，抱着玩的心态只能小玩，却不可大玩。小玩如收藏邮票、火花、烟标、票据、钱币、根雕、石头、小玩意儿等，投入小，也能玩的开心快乐。大玩就不同了，比如青铜器、陶器、瓷器、玉器、家具等这些看起来、听起来风光，其实潜藏的风险和遭受的折磨也是巨大的。没有人开始玩就眼力高超，更没有人玩几年就成大藏和大行，那些一再称自己不得了的人，98%都是忽悠家，要么虚荣心作怪，要么就有其他企图。就拿瓷器来说，分原始瓷器、高古瓷器、明清瓷器、近现代瓷器。这里面明清瓷器玩的人多，宋元瓷器玩的人也多，但最具文化内涵、最难玩、最具挑战的是宋元瓷器。宋代官、汝、哥、钧、定五大官窑最为代表，元代青花、釉里红、祭蓝釉、枢府瓷等最为代表。在宋代官窑中，就南宋官窑一个领域，问问杭州地界专门玩了几十年南官的行家，就知道有多难玩。有些东西到底是南官还是溪口龙泉瓷，到现在都难以界定。汝、哥、钧、定往深里玩就更是考验行家的事。元代景德镇瓷器更是大众收藏的重灾区，玩元青花投入数亿资金玩瞎的比比皆是。所以在不真正具备眼力的的情况下贸然投入大量资金去玩的，肯定是赌博，不是理智收藏。拿我亲身经历来讲，本人早年玩马家窑陶器、玩原始青瓷、玩唐代瓷器、玩宋代瓷器、玩民国瓷器，可以说上中下都玩了，几年下来，遍体鳞伤，损失不小。最后落到元代瓷器上，近六七年专攻景德镇元代瓷器。就这感觉越玩问题越多，也越来越复杂，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但我以为这种思路还是对的，踏踏实实彻底的搞懂、搞通一个领域，再拓展其他领域。相信会好办许多。

有人会说这是故弄玄虚，我还是要说，这行不是那么简单，否则那么多商界、政界精英都败下阵来，沦为“国宝帮”而不能自拔。这好比玩股票。真正的赢家能有几人？玩短线股票的，90分才算及格，基本及格的60分到90分之间都是赔钱，但这30分的界限就是真正功夫体现。也是区分是否是股票高手的界限。研究股票是个复杂的体系，也讲求吃透专项，再拓展其他，你连建仓都没有搞清楚，就研究大盘机构动向，套牢是铁定的。这一点，股市和藏市是一致的相似。我不懂股票，但我用研究藏市的规律来透析股市的复杂性。这些只是技术层面，古玩还讲究文化和美学工艺层面。古玩行的“眼力”是经验学、历史学、艺术美学、社会学的综合集中体现。能分辨低级赝品与普品也就相当于股市的70分基本及格线。那些普品和中级普品，还是没有价值。有价值的是中高精品。

在这里要说明的一点，藏友不要什么都研究，什么都喜欢收藏，什么都懂一点的实则一样都不精。真正的好刀，只有刀刃才有好钢，全部是钢的刀，出鞘就会折断。更不用说比什么武功刀术了。在收藏圈内，贪求精品大全的人，往往损失最惨重。专项收藏和专项研究是基础，等你真正的明白了，再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实力去进行下一个领域，这样是最稳妥的途径，也是实力藏家和实力行家最为称道的途径。玩古玩成功的要素，最重要的是：心态、财力、眼力、魄力、运气、机遇、学识、艺术修养、性格涵养的综合，不具备这些素质，最好别大玩。在这里胡乱说说自己的一点浅见，让各位见笑了。

金口俗 · 发表于 2012-1-14 22:24:26

帖初藏者收藏的元代花口串珠八宝盏托标本。
这件标本很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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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釉里红带暗刻蕉叶云龙纹玉壶春残片

初藏者收藏的元代釉里红装饰有点斑釉里红、描绘釉里红、划花釉里红、模印釉里红、暗刻釉里红等。随着近年来出土标本的增加，元代瓷器的品种和品质也在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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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那王爷两件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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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中国瓷器要知道的
文/马小跳~ 西风

一日浏览网贴，看见一藏家马小跳~对元代以下瓷器大致做了总结，故为感慨。后在其基础上对元代之前的瓷器，按此格式做了一些整理，虽然不很准确，算是集结我国完整的瓷器面貌。如有欠缺，望方家斧正。

商周是青铜的，瓷器是原始的。
7 G5 ], T' [  Q4 R! J; z' f战国是称霸的，瓷器是贵族的。
* y% k. I9 j  ^8 D秦国是专制的，陶瓷是专用的。
1 c, t- I8 x# y- S, w$ l汉朝是奢华的，瓷器是陪衬的。
: H6 x' t9 h, q+ f, q4 L, v三国是战乱的，瓷器是陪葬的。
0 _% G! ~* P) Q- O' c0 b2 |9 Z晋瓷是官民的，越窑是褐斑的。6 i* J- m' x! E6 L
北朝是创新的，白瓷是革命的。) l1 V$ x& X" J
隋瓷是承启的，胎釉是不定的。
唐瓷是缤纷的，邢越是代表的。+ t$ x# J5 H7 T$ t" i5 {) ~# X5 g
五代是柴荣的，瓷器是讲究的。0 _2 j9 K$ O9 T6 A6 l6 I
宋瓷是儒雅的，内涵是极致的。
1 f: b: c6 d" [辽瓷是借鉴的，装饰是特色的。
6 g+ L3 w/ R8 N3 y金瓷是过渡的，名窑是没落的。
3 N7 i7 o  s, Y; A+ ?3 `夏瓷是灵武的，剔刻是见长的。
# G& c3 Q3 k) }; g; D$ _元青是概念的，粉丝是最多的。
3 ?9 V% d8 O( N# J/ d' s洪武是稀有的，碗盘是会瓢的。! u+ h1 ]3 [) e6 [* O
建文是跑路的，落款是没有的。
6 N3 f+ x1 M. ^3 @/ [4 L6 j: G永宣是苏料的，仿品是最多的。
2 E+ C$ d7 O$ t: I4 D8 q成化是小件的，质量是最好的。
/ k5 M* F- Q! }1 {4 Q弘正是平等的，老龙是眼镜的。
% @; t; K; G6 m, T( n嘉万是粗制的，回青是代表的。/ j0 G" @. M" C
崇祯是吊死的，落款是少见的。4 o, C1 m4 D% y
顺治是出家的，花鸟是不错的。4 k# \3 ^8 |" O4 [
康熙是好斗的，刀马是刚刚的。
! G+ V6 |$ M" o0 _2 A雍正是淡雅的，价格是飑升的。; b; P& r4 l9 Q+ A0 O
乾隆是繁缛的，洋彩是纪录的。+ G/ s3 G$ O9 }# \3 u
嘉庆是跟班的，特点是没有的。
& h' a: J+ l& h6 G9 [道光是缩水的，质量是下降的。
2 {) [5 z* A% K# @( \- J: w% J; m咸丰是衰退的，窑厂是火烧的。9 R1 @- T0 Z+ b4 J& H. {
同治是病故的，权利是慈禧的。
* T% M' S; g9 o+ `  U$ x4 j光绪是回光的，反照是康熙的。
9 x$ V- z- N$ D" I9 Y宣统是退位的，窑厂是改制的。
& s: _$ z$ q, n6 m3 s民国是八友的，浅降是优秀的。
从“浅谈赵孟頫的人格”一文看元代儒家文人背景

从“浅谈赵孟頫的人格”一文看元代儒家文人背景

浅谈赵孟頫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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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代文人群体中，赵孟頫是人们公认的最具典型意义的代表。他是中华民族的一代书画大师，柯思九曾语：“国朝名画谁第一，只数吴兴赵翰林。”同时，他也是元初诗坛一大泰斗，集诗、词、乐、律、书、画、考古于一身的“一代宗师”。80年代，世界天文组织以赵孟頫之名字为水星上的环形山命名，更令他成为一位世界知晓的文化名人。关于他的诗文，元《赵孟頫集》就收录了474首，还不包括他散见在地方史志、书画著录和文集笔记中的那些诗词文斌，他的诗历来有“清新俊丽，奔放自由”、“流转圆润，直抒胸臆”、“珊瑚玉树，自足照映清时”之誉。在当时南方的文人士大夫中，他给人以鹤立鸡群之感，即使与北方文人士大夫相比，也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然而，就是这么一位杰出的艺术大师，因其以宋室之亲仕元之举，许多人对他的人格颇多微词。“出仕胡元”、“不隐江南，念恋大都的繁荣和名位”等许多帽子扣到了赵孟頫的头上，甚至“薄其书画”，认为其书法为“奴书”、“俗书”、“软媚无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著名书说家傅山贬斥赵无骨气无品行的一段议论，则使人们对赵人格印象愈加牢固。傅说：“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法，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偶得赵子昂《香光诗》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欲乱真。此无它，即如人学正人君子，只觉孤棱难近，降而匪人游，而无尔我者然也。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此后，书论家为论证人格即书格，不加分析，不厌其烦地屡屡以赵为例，从而使一代大家赵孟頫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扭曲。更有甚者，今存明初瞿佑《归田诗话》里之无名和尚题赵孟頫所书《归去来辞》更为快捷，诗云：“典午山河半已墟，蹇裳宵逝望归庐。翰林学士赵公子，好事多应醉里书。”又元人虞堪《题赵子昂苕溪图》亦批评道：“吴兴公子玉堂仙，写出苕溪似辋川。回首青山红树下，那无十亩种瓜田。”[1]显然也是说赵孟頫未能像东陵候召平那样宁愿种瓜为生也不愿意出仕新朝的气节。二但当我们回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赵孟頫仕元并非是“失节”这样一个词语的含义就能够解释得清楚的，多种纷繁复杂的原因造成了赵孟頫仕元这一行为。其一是谋求起码的生存条件。赵孟頫仕元之前，蒙古族骠悍的铁蹄如汹涌的钱塘江水闯进了南宋都城杭州。于1279年恭帝降元结束了中国数百年的分裂局面，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起来了。吴兴的赵也从贵族论为平民，他幼年丧父，由其母邱氏拉扯长大。邱氏系偏房，母子在赵家的地位可想而知。作为一名家境并不富裕的封建知识分子，其生活来源除官俸外，难以有足以支撑家庭开支的其它经济收入。因而家境日益败落，生活举步维艰。“何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2]我相信，这是赵氏当时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仕元经济上的客观原因。其二是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赵孟頫“幼聪敏，读书过目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年十四，因父荫补官”。[3]应该说在初涉人生的赵孟頫面前铺展着一条风正帆悬般的坦途。然而好景不长，蒙古铁蹄终于踏碎了大宋的山河，随即亦轰毁了赵一切美好的理想。自幼从名儒学习中国典籍的赵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侵染，不难想象，儒家积极入世企图兴邦治国以建功立业的思想是赵孟頫思想的主流。宋亡时，他年仅二十五岁，“家居，益自力于学”。[4]闲居吴兴以读书画乐自娱毕竟是暂时的、无可奈何的退路，赵孟頫并不欣赏这种闲适的生活方式，时时萦绕在年轻赵孟頫心中的仍然是寻找人生的出路。作为元一代“经济文章冠一时”的赵孟頫，不仅仅是穿衣吃饭的常人，而且更是一个胸怀大志，且又有济苍生权天下的大本领的国家栋梁。可是出路在哪里呢？方舟不可渡，使我空展转；[5]“念此每不乐，天路何由寻”，[6]方舟难渡，天路无寻，前途如渺渺烟波，在这种进退维古的境地中赵内心的苦闷惆怅在其诗作中一再流露出来：“顾瞻靡所骋，忧心如捣”；[7]“如何当秋夕，怆令人悲；”[8]“他年风雨夜，来听龙吟愁”，[9]秋思悲心，化不开，驱不散，这是当时汉族知识分子的普通情绪。“美人在何许，忽若阻山啊。攀条弄白日，常恐岁蹉跎”，《春思》[10]这正是赵孟頫的愁结所在——赵不是浑浑噩噩之徒，他欲有所作为，唯恐蹉跎岁月，空掷光阴。只有珍惜青春，热爱生命，积极进取的年轻士夫才有如此强烈的使命感，如此真切的忧患意识！机会终于来了，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行台待御史程钜夫奉诏受访遗逸于江南，赵孟頫成了受圣宠眷顾的二十四名士人之第一人。应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在这机遇面前，我相信，很少人会无动于衷。对于赵，或继续赋闲，或接受召唤，这当然是两难选择。然而，他还是选择了出仕。之所以作如此选择，赵氏在《送吴幼清南还序》里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士少而学之于家，盖亦欲出而用之于国，使圣贤之沛然及于天下，此学者之初心。然而往往淹留偃蹇，甘心草菜岩穴之间，老死而不悔，岂不畏天命而悲人穷哉！诚退而省吾之所学于时有用耶？无用耶？可行耶？不可行耶？则吾出处之计了然定于胸中矣，非苟为是栖栖也”；既然“造物者不吾舍也，而吾岂有用者，”那么赵的出仕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金口俗 · 发表于 2012-1-14 22:27:42

何况，此时科举考试已废数十年，而汉人尤其是南方人的地位极端低下，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凡欲施展抱负者，出仕便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我们实在没有太多的理由对赵孟頫这位“贰臣”求全责备。当然，他可以仿效那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中国四世纪的田元诗人陶潜，也可象当时的郑思肖、龚开、钱选等画家隐而不仕。然而，一个在闲居的苦闷与忧愁中挣扎了多年、心怀鸿鹄之志，欲有作为的青年，难道应该抱残守缺，为那个悲剧的时代殉葬吗？正如黄时鉴先生在其《元朝史话》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青年赵孟頫另有想法。”孔子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赵孟頫认为，求志与达道相比，达道才是读书人的目的。’因此，在精明强干、知人善任、礼贤下土可以有一代英王之称的元世祖忽必烈再三派人到江南求贤之时，他才决心出任。在《赠别夹谷公》一诗中，他按照传统文人借物喻怀的做法，十分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这种志向：“青春蕙兰花，含英在中林。春风不披拂，胡能见幽心。”对此，黄时鉴先生曾很中肯地评价道：“这似乎符合了程颐的一个思想：‘圣贤之于天下，虽知道之将废，岂肯坐观其乱而不救？！’其三是对南宋政权的彻底绝望和对新政权思想上的认可。对于南宋的灭亡，赵孟頫内心是悲伤的。他有一首《岳鄂王墓》诗，其中有“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莫向西湖歌比曲，水先山色不胜”胜等句。在这首诗里赵孟頫对“南渡君臣轻社稷”的谴责，对“中原父老望旌旗”的同情，对“英雄已死”的嗟叹，最后归结为“莫向西湖比曲，水光山色不胜悲”。的确，当时的南宋王朝是一个彻尾的卖国政府。南宋第一个皇帝宋高宗赵构即与权相秦桧奉行投降主义路线，向金人称臣纳贡，打击主战派。并居然应金要求，杀害抗金岳飞等爱国将领。南宋灭亡后，亡国皇帝赵显和状元宰相留梦炎居然奉元朝统治者之命，先后去劝降身陷囹圄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孟子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1]即便从儒家正统观念来看，南宋王朝这样一个根本不能代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卖国政府，其灭亡是注定的，同时，也是理应为人民所抛弃的。与此相反，元世祖忽必烈是一个有作为的封建政治家，在他执政期间，注意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开展文化交流，曾接待和结交意大利使者马可·波罗。马可·波罗侨居中国十六年，数度奉世社祖之命巡视各地，还在扬州做过官。他聘请西藏宗教领袖八思巴为国师，创建了元朝大帝国，把中国建成一个民族大家庭，实现了包括西藏、云南在内的中国的空前统一。就在此时此刻，一批汉族知识分子顺应历史潮流以减轻常年的战争破坏，延续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为己任，他们以儒家“用夏变夷”[12]的理论为指导，毅然跨越民族轸域而为新兴的蒙古王朝服务。正是在这批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下，元世祖忽必烈改革旧俗，推行汉制。儒家典章制度的各种细目，如帝号、官制、经理、农桑、赋税、钞法、课程、舆服、经筵进讲、郊祀太庙、社稷、谥法、旌表学校、贡举、五刑、王服、祭令等，几乎被元朝统治者陆续作为一代国制继承下来。宋儒构建的理学也在元代得以继承发展。孔子曾经指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13]赵孟頫仁元时间为1286年，距南宋灭亡为七载春秋。这段时间，由宋朝到元朝的改朝换代早已完成。在蒙古王朝灭亡南宋王朝的最后阶段，赵孟頫年方二十五岁，一直居住吴兴老家刻苦攻读。以赵孟頫的眼力，不难看出，蒙古入主中原一*统江山已大局既定，欲实现自己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大志，也只有通过仕元这个渠道了。南宋的灭亡，作为一介书生的赵孟頫不可能负任何责任，赵孟頫不可能去为其殉葬和守节。对于南宋政*权的彻底绝望和对于新政*权思想上的认同是赵孟頫出仕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其四是元朝统治者对赵的极度重视，三请赵孟頫。随着元朝的统一，国势稳定，忽必烈在治*理国家中，渐渐认识到团结和笼络汉*族知识分子，雇佣江南士人的重要性。赵孟頫在吴兴“自力于学，时从老儒敖继公质问疑义，经明行修，声闻涌溢，达于朝廷。”逐渐成为学问才气出类拔萃的“吴兴八俊”之一。因其声誉，便为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夹谷之奇所激赏。他出任吏部尚书后，力荐赵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宫，被赵拒绝，这是一请；至元十九年，程钜夫初下江南时，便遇到被蒙古人抓住而送交到他面前的赵孟頫，迫其入仕，赵表明稳居之意，程在感动之下释放了赵，这是二请；直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即恭帝降元已经10年，元帝在全国的有效统治已是个事实，江南遗民的抵抗早已被镇*压下去，时局相对稳定。行台治书待御史程钜夫，受元世祖忽必烈的派遗，赴江南“搜放遗逸”，得二十四人，赵居首选。此次江南之行，《元史·

钜夫传》有载：初，书诏令皆用蒙*古字，及是，帝特命以汉字书之。帝素闻赵孟頫，叶李名，钜夫临当行，帝密谕必致此二人。钜夫又荐赵孟頫、余恁、万一鹗、张伯淳、胡梦魁、曾颜、

金口俗 · 发表于 2012-1-14 22:29:51

孔洙、曾冲子、凌时中、包铸等二十余人，帝皆擢置*台宪及文学之职。从这段记载可见，忽必

烈对这次*行*动十分重视，不光用汉*字书写诏书，而且对被诏*征人员皆许以官*职。后来元朝

如果赵也再三拒绝，其结果会如何呢？元朝如此尊重他，他没法不从也没有再拒绝这次出任机会。次年春，入大都（现北京），忽必烈一见喜之，“以为神仙中人”，[15]不顾下属反对，使赵坐于右丞叶公之上。其五是当时的大气候影响了赵孟頫。与赵孟頫仕元同时或较之稍早或更早的一批儒生，如叶李、许衡、姚枢、窦默等许多人，都慨然以道首任。叶李在南宋有大节，其率领八十三人伏阙上书力攻奸臣贾似道之事，曾震动天下。然在忽必烈的再三征招之下，亦把向拜日：“仕而得行其言，此臣夙心也，敢不奉诏。”[16]而在许衡等一派儒生看来，只有积极地出来影响统治者，才可以使儒家的道继续流行，否则，在蒙古游牧贵族旧俗支配下，中原封建文明将会面临断绝的危机。三出仕，是赵孟頫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唯一选择。或许，人们更多地看到了赵享尽“被遇王朝，官登一品，名满天下”[17]之殊荣，而忽略了这殊荣背后赵氏内心的隐痛与苦衷。这一方面来自当时的压力，其侄与之绝交，其长辈友人著名画家钱选也对他深为不满；另一方面赵亦有感于自己背弃了家世之重托，因而在其诗作中屡屡流露出懊悔、愧疚和由此而引发的更为深沉浓烈的悲伤，最明显的莫过于其《罪出》。美国学者李铸晋先生指出：“在他（赵孟頫）著作中，有不少的诗都表现出他既感懊悔，亦觉良心有愧。最明显的一首诗，题为《罪出》”。[18]中国文学史家指出：“由于他（赵孟頫）以宋王孙仕元为显官，颇为当时遗民所轻，他侄子也因这件事和他断绝了来往，蒙古贵族中也经常有一些人反对，因而心情比较矛盾，诗中常有自我谴责之意。如《罪出》”[19]赵孟頫所作《罪出》一诗全文如下：[20]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在，见事苦不早。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谁令堕尘网，宛转爱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骨肉生别离，丘垄缺拜扫。愁深无一语，自断南支杳。恸哭悲风来，如何诉穹昊。不言而喻，这首诗的字里行间浸透了作者自悔和悲伤的泪。过去没有出仕时，他被视作“远志”，是“飞来飞去有自由”的“水上鸥”；出仕新朝后被目为卑贱的“小草”，成为身心俱遭束缚的“笼中鸟”。这些简单的道理古已有之，可为什么自己见识不早呢？面对苍天，赵孟頫不禁痛笑失声。其晚年所作的《自警》一诗说得更加沉重：“齿豁童头六十三，一生行事总堪惭。惟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此诗作于元仁宗延佑三年（1316），正是大受优遇之时。《元史》本传称：“三年，拜翰林学士水旨、荣禄大夫。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官居从一品，且帝眷之甚厚”，诗人此际非但没有感激之情，反而对一生行事作了深沉的忏悔。赵的一生委实活得不轻松，平步青云、高官厚禄，这只是赵的生命形式的愉悦，而其生命内涵又是何等艰难，何等苦涩！在这里，我们实在有理由为赵孟頫感到困惑与不平——出仕，平是积极入世，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激励年轻的赵孟頫所作的选择，而恰恰他的这一行为与正统的儒家思想格格不入，屡屡被人指责。出仕是赵孟頫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寻求到的唯一的出路。出仕后赵的所作所为也是一个真正的儒家知识分子所能做的一切。但一旦出仕，在长期的官场体验中，赵孟頫发现了事实的真切，烦恼随之再生。无论怎样，我们完全可以说赵氏的人格是清白的，以“操履纯正”来评价其人格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忽必烈问鼎中原后，对南方知识分子而言，怎样处理与元王朝的关系，分化成了三种类型：第一种对故宋忠心耿耿，坚决反对入仕作为异族政权的新朝，最出名的包括诗人郑思肖和“吴兴八俊”之一的画家钱选，他们一生留在南方，隐居不出；第二种的态度相对和缓，他们曾在元政府中任职，但目睹官场之黑暗，即辞官归隐，如著名画家黄公望、王冕；第三种人在元政府中官运亨通，但为数甚少。原为大宋皇孙的赵孟頫属于第三种，他“被遇五朝，官居一品”，是第三种知识分子中官当得最大、最负名望的一个。

   但赵孟頫的宦途绝非一帆风顺。官场本多倾轧，更何况其身份如此特殊。

   赵孟頫在官场上的第一个现实威胁来自权相桑哥。桑哥对下属官员大施淫威，钟初鸣即坐在自己官衙里办公，官员后至者一律打板子，赵孟頫偶然迟到了一次，眼看也要受到这种处罚，他向右丞相叶李投诉，叶李大怒，对桑哥说：“古人之所以刑不上大夫，就是为了让读书人知廉耻明节义，你要打官员板子就等于侮辱朝廷。”桑哥感到理亏，向赵孟頫表示安慰，从此桑哥的板子只打小吏。与权相的冲突，赵孟頫未落下风，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心理上的阴影始终存在。所幸不久，桑哥得罪了忽必烈，被诛除。赵孟頫意识到了官场的险恶，“力请外补”，即申请到地方上任职，以求脱离京城这个是非之地。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正月，进朝列大夫、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到山东做官，官阶为从四品。

   从1287年他从江南进京，被授从五品官职，到1292年升为从四品，官升一品就花了整整五年时间。从中可以看出忽必烈对他的真实态度。虽然这位雄主赏识其风度和才华，在赵孟頫官阶卑微、经济困窘的时候，还特赐五十锭以济穷，但并未准备让其在政治上一展才华。史书上说忽必烈“谓公聪明绝人，刚直有守，敢为直言，数有意大用”，恐怕都是掩饰真相的门面话。

公元1311年，元仁宗即位，赵孟頫突然官符如火，仅用了六年时间，便从一个从四品官员升迁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成为从一品的大员。其升迁之速，即使蒙古、色目人官员中也不多见。须知，在元末农民战争爆发以前，南人官至一品姓名可考者只有两人，一为程钜夫，另一个就是赵孟俯。

   赵孟頫的好运全拜元仁宗所赐。仁宗与元朝诸帝不同，他早年受过儒家教育，而且在中原长大，对于汉族传统文化兴趣甚浓，更重要的是，他特别钟情于赵孟頫独擅胜场的“绘事”，任内大力倡导文治。正是在仁宗治下，一直议而未决的科举制度得以恢复，也给许多沉沦底层的江南文士带来了机遇。作为江南文士代表，诗书画卓绝的赵孟頫，受到仁宗青睐也就顺理成章了。史料记载，元仁宗特别优礼赵孟頫，只称其字“子昂”，而不直呼其名“孟俯”。

   可以认为，在仁宗朝，赵孟頫确实圣眷甚隆。但必须注意，仁宗不断给赵孟俯加官晋爵，却并未授其实权，没有让其参与重大政务。这就说明，即使是元仁宗，固然高度欣赏赵孟頫在文艺上的突出成就，但也只是把他当作文学侍从之臣，用其“博雅渊深之学”，“藻饰太平之美”。

   受到皇帝的赏识和提拔，赵孟頫当然是感激的，但他对自己的真实地位和作用亦有比较清醒的认知。就在他升为从一品的这一年，他写了一首著名的诗，题目就是《自警》，诗曰：“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唯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荣登一品，但他却说“一生事事总堪惭”，这种不为表面的繁花似锦所迷惑的冷静殊为难得。“唯余笔砚情犹在”一语，则表示他已经认识到，自己不太可能在政治上有什么创获，只有“笔砚”才真正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

   不能不说，赵孟頫对自己的定位是准确的，也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他虽然享受着“朝端之富贵”，但一直向往着“林下之风流”，他深深地知道，只有江南，只有在艺术领域，他才可能成为王者，恢复自由的心灵。在他的诗中，作为故乡的江南吴兴，已经成为一个代表自由心灵的意象，“五年京国误蒙恩，乍到江南似梦魂。……”“多病相如已倦游，思归张翰况逢秋？鲈鱼莼菜供无恙，鸿雁稻粮非所求。空有丹心依魏阙，又携十口过齐州。闲身却羡沙头鹭，飞去飞来百自由。”无一不是对心灵自由的呼唤。

金口俗 · 发表于 2012-1-14 22:34:34

赵孟頫在仕途奔走，家人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他的长子是在其赴京上任不久，受寒而逝的，幼女也是因为跟着他在各地奔波，身体虚弱而死。因此赵虽在官场屡获升迁，而退隐之念却越来越强。当公元1318年冬，志同道合的妻子管道升在京脚气病发作时，他再也不恋高位了，坚决要求辞官。不幸的是，管道升次年即卒于他们离京返乡的旅途中。

返乡后，赵孟頫终日呼朋唤友诗酒流连，磋商艺事，成为当之无愧的文艺领袖。元英宗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六月，赵孟頫在故乡逝世。他死之前，犹在家里观书作字，谈笑如常，晚上倏然而逝，时年69岁。（文/黄波）
元釉里红龙爪薄片（失落阿飞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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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元代瓷器的研究，浮躁和心急是搞不出名堂的。元代瓷器发展所处的社会背景极其复杂，有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各个民族的大融合和审美观的相互碰撞，以及相互渗透，必然派生出新的文化审美观。但新旧审美文化和主流文化仍然并存发展，陶瓷的发展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处于怎样的地位？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制造陶瓷的人员构成都是那些群体？他们的创作思想的自由度受到那些影响？官与民的两个体系是怎样的一个状况？这些都是我们努力要寻找的答案，而这些答案从瓷器铭文和瓷器装饰特征上显然无法获得，只能从整个社会相关联的资料中进行全面的考量。如果仅仅从收藏标本和残整器的角度去研究元代瓷器，我想是非常片面的，也是研究不出什么名堂的。仅仅只是论证了瓷器本身而已，对瓷器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和艺术思想相距甚远。

非常渴望有心、同道于元代瓷器的老师和藏友，携起手来，去除浮躁和急功近利，共同来系统的研究和探讨这一领域。我相信会有意想不到的成果出现。在追求收藏品上的珍、精、稀和大而全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去研究元代整个社会历史、文化艺术、经济贸易等领域。如果不去研究，即便拥有许多，无非也是孤芳自赏而已，最终也是“过眼浮云”。为此，我们要联合一切力量，全力进行系统的研究。这样我们才能看到元代整个陶瓷发展的面貌和它应有的历史意义。
题记：

只要我们努力，
只要我们追求，
就会踏上这样美丽的境界。
我们没有理由浪费青春，
我们没有资格忽略自己，
无论你是少年还是老者
人生只有一次
选自最值得付出的也只有一次
那就是爱情和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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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 · 发表于 2012-1-15 00:49:30

好帖谢谢，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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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瓷必读}【转】民族瑰宝----景德镇元代瓷器特殊标本(兼谈收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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